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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母雞帶小鴨》、《全家福》、《佳家福》到《波麗士大人》,王小棣四十多年來始終站在臺灣影視創作的第一線,以細膩的人物描寫與深厚的人文關懷,刻畫臺灣社會不同世代的生命樣貌。
1953 年出生於臺北的王小棣,畢業於中國文化大學,之後赴美就讀美國德州三一大學(Trinity University)劇場碩士,並於舊金山大學(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進修電影。1979 年返臺後創立民心影視公司,1992 年與黃黎明共同成立稻田電影工作室,長年投入電影、電視、動畫、劇場與人才培育。
他曾以《稻草人》獲第 24 屆金馬獎最佳原著劇本、《刺蝟男孩》獲第 49 屆金鐘獎戲劇節目獎及戲劇節目編劇獎、2014 年獲頒第 18 屆國家文藝獎,並先後策劃《植劇場》與《茁劇場》,王小棣不僅持續創作,更長年投入臺灣影視人才培育,成為臺灣影視發展的重要推手。
王小棣出生於軍人家庭,外界常好奇這樣的成長背景是否帶來嚴格的教育。他卻表示,父親對他相當包容及給予空間,家裡除了重視基本禮節外,帶給他最大的影響反而是故事。
他回憶,小時候家中經常有父親的朋友來訪,這些歷經戰亂的長輩總愛對孩子講述自己的經歷,有人分享戰場上的驚險、有人談逃難時的飢餓,也有人講述途中遇見鬼怪的故事。當時年紀還小,只覺得那些故事既刺激又有趣,直到長大後,才慢慢理解那些故事背後,其實藏著一整個世代共同經歷過的戰爭與漂泊。
除了故事之外,他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些成年人偶爾流露出的沉默。他記得,小時候曾看見有位長輩,深夜一人獨自喝著酒、默默地坐著,當時無法理解對方,如今回頭看,才意識到那是一種屬於時代的孤獨,也是他後來創作時始終關注人物情感的重要起點。
談起自己的童年,王小棣笑說:「我每天睜開眼睛,就是想今天還有什麼更好玩的事情。」他從小身體好、精力旺盛,只要能玩,什麼事情都能拋到腦後。吃飯吃到一半,聽見外面有人說哪裡在放電影,就立刻偷跑出去,一個人混進戲院,把整場電影看完再回家;暑假更常玩到忘了時間,甚至因為玩得太瘋而住院。
他坦言,自己的國中成績不好,又愛打球、愛闖禍,曾因各種違規被記警告、小過,甚至留校察看。父母一度認為他不適合繼續待在原本的學校,帶著他準備辦理轉學。
沒想到,與校方談話後,父母卻改變了決定。他說,當時一位數學老師對父母說了一句讓他至今難忘的話:「王小棣很聰明,我一道題目通常要講三遍,別的同學才聽得懂,但他一遍就懂。」
王小棣說,當時的自己完全不相信。「我心裡還想,老師怎麼會對我爸媽撒這種謊?」因為他上課雖然望著黑板,腦子卻不知道飛到哪裡去,從來沒有認真讀書,也從沒覺得自己有什麼天分。
然而,就在課程從代數進入幾何後,他竟第一次真正聽懂老師上課的內容,也開始會解題。第一次月考,他的數學成績從原本的個位數,一口氣進步到九十多分,讓他自己都難以置信。他笑說,那是人生第一次相信,原來老師沒有騙人,自己真的做得到。
初三那年,因崇拜淡江中學純德女子籃球隊,寫了長信懇求父母讓他去淡水念書,爸爸點頭答應了。畢業前夕,關心他的導師把王小棣單獨叫到教室裡,當時他已決定放棄高中聯考,準備加入淡江中學的籃球隊。兩人沉默坐了許久。
老師輕聲問他:「你真的不考了嗎?」他回答,自己決定去打籃球。空氣再次陷入沉默。他原以為老師又要責備自己,偷偷抬頭時,卻發現平日嚴厲的老師竟紅了眼眶。過了好一會兒,老師才低聲說了一句:「你太可惜了。」
「我當時完全不知道老師在可惜什麼。」他說,自己是一個成績差、整天惹事的學生,也已經決定朝籃球發展,實在想不懂老師為何會為自己掉眼淚。但這句話卻在他心裡發酵。
如願加入淡江中學籃球校隊後,才知道校隊如果得到省運冠軍,高三畢業可以保送體育相關科系。然而,老師那句「你太可惜了」,讓他重新思考人生是否只有球場這條路。最後,他決定放棄可能被保送的機會,報考大學聯考,順利考進文化大學戲劇系,人生在此迎來重要轉彎。

高中就讀教會學校,當時一位來自加拿大的傳教士觀察到他喜歡模仿、善於表演,建議他報考文化大學戲劇系。「那個年代,根本沒有人知道戲劇可以當成一個科系。」王小棣說,當時大家認知中的大學,多半是醫學、法律、工程,很少有人會把戲劇當成未來職業。
考上文化大學戲劇系後,王小棣坦言,心裡有些羞愧。當時社會對戲劇的理解仍相當有限,在許多人眼中,戲劇等同於「唱戲」,他也擔心父親無法接受自己的選擇。沒想到回到家,卻發現書桌上多了一本父親放置的《中國十大戲劇名家》,書中介紹的是中國戲劇的發展、劇作家與戲劇文化。
「我那時才知道,戲劇不是我以為的那樣。」《中國十大戲劇名家》讓王小棣首度理解到戲劇藝術與學問的深度。多年後回頭看,他才明白,那是父親用自己的方式,表達對他選擇的支持。
後來,他赴美攻讀研究所,遇見給自己帶來重要改變的老師。老師叫他演《慾望街車》的白蘭琪 ,從小自我認同就非女性的他說:「我不演女生。」老師問:是不肯演,還是不會演?他說會演,但不肯。老師問了一句:「So you want to be less, is that it?」
他傻住了,他沒有從這個角度想問題。後來他決定演出,並成功過關,從此對自己的中性氣質也開始鬆綁。他坦言,那堂課讓他對於自己異於常人的難題有了不同的看法。
從《母雞帶小鴨》、《全家福》、《佳家福》到《波麗士大人》,王小棣四十多年來始終將鏡頭對準家庭、孩子、警察與社會中的平凡人物。談起創作,他說,自己從來沒有刻意想拍「小人物」,而是從小就對「人」充滿好奇。他認為,每個人的生命都有值得理解的地方,而導演的工作,就是透過影像,把那些容易被忽略的人重新帶到觀眾面前。
王小棣表示,自己對人的觀察,很大一部分來自童年經驗。小時候家裡經常有父親的朋友來往,讓他很早便開始習慣觀察每個人的表情、語氣與故事。
他回憶,家中曾有一位年輕女孩來幫忙做家事,女孩大概十八、九歲,雙腳因長期勞動而龜裂,裂痕深得像乾裂的土地。有一次母親責怪女孩事情沒做好,父親等那女孩走開,對母親低聲相勸:「她也是別人家的孩子,這個年紀沒有唸書,出來做事,我們講話可以溫和一點慢慢教她。」那一句話,讓年幼的他第一次意識到,眼前的人並不只是家裡的幫傭,而是一個離開家庭、提早進入社會工作的女孩,也開始學著站在別人的位置理解對方。
真正影響王小棣創作觀點的,是在赴美攻讀研究所之後。他在大學接受的是劇場教育,進入研究所後,才開始接觸電影理論,而在閱讀到蘇聯電影導演、理論家的謝爾蓋·愛森斯坦(Sergey Mikhaylovich Eyzenshteyn)等人的創作思想,更深刻理解「藝術可以改變世界」這句話的重量。
「那對我的衝擊非常大。」他說,過去學習戲劇,多半是在學表演、導演技巧,但研究所讓他開始思考,藝術除了娛樂之外,是否還能回應社會、討論階級,甚至影響人們看待世界的方式?
他坦言,自己年輕時身邊有不少被視為「壞學生」的朋友,在他眼裡,他們並不比其他同學差,只是因為家庭背景、教育機會與社會條件不同,而走向截然不同的人生。也因此,當他開始閱讀社會主義思想,理解社會階級與制度如何影響一個人的命運時,產生了很深的共鳴。
「我並沒有成為一個社會主義者。」王小棣強調,「但社會主義一直是我思考事情的一把尺。」這樣的思考,也影響他後來的創作。不論拍攝家庭劇、青春劇或警察故事,他始終關心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事件背後的人,以及人在不同制度、家庭與社會環境下,如何做出選擇、如何彼此理解。
推出近十年的《植劇場》,不僅培養出許光漢、劉冠廷、孫可芳等一批備受矚目的演員,也成為近年臺灣影視人才養成的重要根基。對於外界而言,王小棣是成功打造平臺的人;但在他眼中,比起培養明星,他更在意的是如何建立一個讓創作者能夠長期成長的環境。
「我很早就知道,如果我自己不進步,不願意面對問題,不願意接受別人的意見,那問題不會自己消失。」王小棣說,導演不是一個人的工作,而是團隊合作的藝術。他認為,接受批評、願意辯論、找出問題,是團隊合作中最重要的能力,也因此,他始終鼓勵團隊裡的成員勇敢表達自己的想法。
這樣的理念,也成為《植劇場》的起點。他表示,當年八位導演聚在一起,不只是討論要拍什麼戲,而是思考臺灣影視產業真正缺少的是什麼。大家很快發現,最大的問題不是沒有故事,而是演員養成。
「那時候常看到年輕演員,外貌長得漂亮,幸運接到一部好戲,很快就紅了。」之後卻因為缺乏完整的訓練,許多人在演完一、兩部作品後,很快又被市場淘汰。王小棣認為,演員不該被視為市場消耗品,而應該受到良好的栽培與養成。
因此,《植劇場》希望建立的不只是作品,而是一個培養人才的平臺,讓年輕演員有時間累積經驗、學習基本功,而不是被快速推上舞臺,又快速被遺忘。

近年串流平臺興起、AI 快速發展,全球影視產業正經歷劇烈變化。王小棣坦言,《植劇場》完成後不久,正好遇上 Netflix 進入亞洲市場。當時大家都以為,臺灣創作者終於迎來更大的舞臺,可以擺脫本地市場限制,創作更多元的作品。
然而,短短幾年,整個市場結構便快速改變。他觀察,平臺逐漸掌握更大的主導權,財富也快速集中,過去創作者可以和平臺討論作品,如今許多規則卻已由平臺決定。「不只是臺灣,全世界的內容產業都在改變。」
王小棣指出,去中心化的世界性趨勢加上國際雲端平臺佔據亞洲,也讓影視產業面臨全新的挑戰。他至今仍持續思考,創作者是否能突破對平臺的依賴,找到新的內容生產模式。
「現在工具已經改變了,我們也要重新思考怎麼使用這些工具。」他坦言至今仍在嘗試新的可能,也許未必成功,但仍希望持續尋找答案。
面對 AI 浪潮,王小棣更加強調基本功的重要。「未來的時代,基本功會比現在更重要。」他說,AI 可以快速學習知識、模仿技巧,但人的生命經驗與情感,卻無法被取代。
他認為,知識與能力並不代表一個人的全部,更重要的是理解自己為什麼活著,以及願意不斷累積作為一個人的厚度。他常告訴學生,能夠陪伴自己一輩子的,不是名氣,也不是流量,而是自己的基本功。基本功不單指專業能力,也包括身體、健康、情緒、閱讀、生活,以及否喜歡自己。王小棣感性地說:「你的基本功,就是你最好的朋友。」
談到一路走來是否曾因創作困境而想放棄,王小棣坦言,這幾年產業變化之快,確實比過去任何時候都困難。從《植劇場》到《茁劇場》,他延續的不是單一劇集品牌,而是一套影視人才培育與臺灣文本開發的方法。
《植劇場》像是為台劇種下新人與類型劇的種子,《茁劇場》進一步將這些能量推向本土原著改編,試圖讓臺灣故事在更成熟的產業環境中持續茁壯。每一步都充滿新的挑戰,而他始終相信,只要持續工作,就還有機會找到新的方法。
長年來,不管鎂光燈是否照見,王小棣都持續關注公共議題,從大埔事件、太陽花運動,到當代數位資訊、AI 發展與民主社會的挑戰,他始終認為,創作者不能只待在創作裡,而要持續理解社會。
回望四十多年來的臺灣,他認為,最大的改變是公民意識持續成長,雖然社會依然充滿分歧與危機,但民主制度與公共參與仍在慢慢進步。「危險一直都存在,所以更需要每一個人努力。」
對於剛踏入影像創作的年輕人,他最大的提醒不是技巧,而是初心。「原創很重要,不要太早追求點擊率。」他說,流量與市場固然重要,也需要有養活自己的能力,但創作者不能為了流量而創作。「取得多數人的認同,不一定是創作最重要的事。」
最後,他笑著說,一個人適不適合走創作這條路,其實自己最知道。「如果有一天,你只能吃一碗滷肉飯,可是做創作還是很快樂,那你大概就知道,這就是你想走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