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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愛情也是政治 楊雅喆從《女朋友。男朋友》到《破浪男女》的人性凝視
臺灣導演楊雅喆，創作橫跨電視、紀錄片與電影。2002 年以《違章天堂》獲金鐘獎單元劇導演、編劇雙料獎；2008 年首部劇情長片《囧男孩》拿下台北電影獎最佳導演、《女朋友。男朋友》入圍金馬獎最佳劇情片、導演、原著劇本等七個獎項，《血觀音》更奪得金馬獎最佳劇情片及觀眾票選最佳影片；2021 年再以《天橋上的魔術師》獲金鐘獎戲劇節目導演獎。比起宏大的歷史，楊雅喆更在意的是活在其中的人——他們怎麼戀愛、受傷、慾望，又如何在時代與權力之中尋找自己的位置。
能不能跟一個人好好談戀愛或在一起 都是政治
「所有的生活都是政治。」楊雅喆說。
《女朋友。男朋友》誕生於 2010 至 2012 年前後。當時臺灣正值年輕世代面對 22K 低薪、兩岸關係快速靠攏等社會氛圍，讓他感到「非常痛苦」。他認為，那個時代累積的不滿，即使沒有《女朋友。男朋友》，也終究會以其他影視作品或社會行動浮現；電影上映隔年，臺灣便發生 318 太陽花學運。
然而，他沒有直接拍政治運動，而是用三個年輕人的愛情包裹時代。
「只談政治，觀眾不愛看，就這麼簡單。」楊雅喆說，野百合學運當年訴求萬年國會退場，對年輕觀眾而言是相對生硬、遙遠的政治制度問題；愛情卻能把政治重新拉回人的生命。
電影最後，男主角替自己所愛的女性與另一名男子共同生下的孩子付出照顧，也回應 2012 年前後逐漸受到社會關注的同性婚姻議題。「政治沒有那麼遙遠，政治跟你談戀愛有很大的關係。你能不能談戀愛、能不能跟一個人好好在一起，這也是政治。」
革命現場也有人談戀愛 「這並不損傷抗議的正當性」
拍攝《女朋友。男朋友》前，楊雅喆訪問曾參與野百合學運的人。相關資料可以告訴他運動訴求與歷史脈絡，卻不會記錄年輕人在廣場待了那麼多天，彼此怎麼相處、又怎麼談戀愛。
電影上映後，曾有觀眾質疑，在如此「神聖」的學運現場，角色怎麼可能還忙著告白、糾纏感情？隔年 318 學運發生，出現一則令他印象深刻的新聞：一名女子因聯絡不到參與運動的男友，趕到現場尋人，最後發現男友與另一名女子在一起，自己坐在雨中痛哭。
楊雅喆覺得這件事，印證了電影裡的想像。「不管二十年前、二十年後，年輕男女的革命與愛情，能夠同時出現，是非常符合人性的。」在他看來，政治運動不需要把參與者塑造成沒有慾望的聖人。「他們都是年輕人，有情感的糾葛，那不絲毫損傷革命抗議的正當性。」
到了《血觀音》，他的視角從年輕人轉向掌握資源與權力的人。他開始研究權貴如何洗錢，從藝術品、古董交易一路探索政商網絡，試圖理解那些掌權者如何思考、交換利益，又如何形成一套外人不易察覺的運作系統。
對楊雅喆而言，田調並沒有浪漫的方法。「就是很苦工。」圖片、論文、地方資料都得大量閱讀；《天橋上的魔術師》中有皮鞋店，他便去訪問曾在那個年代經營皮鞋、服裝生意的人。籌備《破浪男女》時，他曾跟隨熟識的記者採訪特殊性癖社群。原先預計只有一名受訪者，現場卻多了一名全程蒙面、始終不說話的男子。直到拍攝結束、兩人在浴室換裝，他才第一次聽見對方說話，發現他來自香港。
那是 2019 年香港反送中運動之後。楊雅喆推測，對方保持沉默可能與自身處境有關；他在臺灣沒有穩定工作，靠跑 Uber 維生。這次偶遇後來成為電影角色的原型，也讓楊雅喆堅持找香港演員柯煒林演出。「我想找一個真正的香港人，在這個社群裡代表他的顛沛流離。」對他而言，這也是對田調時遇見那名男子的一點致敬。
高中第一天看見鐵窗裡伸出的手 《人間》讓他學會看見普通人
楊雅喆對人的關注，並不是成為導演後才開始。
高中到大學時期，他長期閱讀陳映真創辦的《人間》雜誌。在當年充斥三民主義教育、主流媒體又鮮少觸及社會底層的環境裡，《人間》大量報導雛妓、礦工、農民等真實人物，每個人都有姓名、照片與完整的生命故事，有時一篇人物報導甚至長達上萬字。
「那個對我來講是一個很大的養分。」他至今記得高中入學第一天。當時從中和南勢角前往士林的中正高中上學，因為下錯站，他誤打誤撞走進清晨的士林市場。市場逐漸收攤，他卻在巷弄一樓公寓的鐵窗後，看見一雙雙年輕女孩的手伸出來攬客。
那是他第一次親眼看見雛妓。一戶裡可能擠著五、六名甚至更多女孩，隔著鐵窗向外伸手。對剛升高一的楊雅喆而言，那個畫面帶來巨大震撼。後來，他在《人間》讀到臺灣當年嚴重的雛妓問題，才理解自己偶然撞見的並不是單一事件，而是當時社會真實存在的一部分。
多年後成為導演，他沒有刻意立下「我要拍邊緣人物」的創作宣言，甚至坦言自己最初進入影視工作「完全只是為了生活」。然而，長年閱讀《人間》以及後來工作接觸身心障礙、家暴等議題，逐漸形成他觀看世界的方法。
他也不願意輕易把這些人稱為「底層」。
「誰不是普通人？」楊雅喆說，我們可能就住在同一個社區。看似平凡的人，每一個生命裡都有不一樣的故事，「很激烈、很傷心，或者很有愛的地方。」
不只還原一個時代 從中華商場到演員即興尋找電影的真實
拍攝《天橋上的魔術師》，對楊雅喆而言，是另一種理解臺灣社會的過程。中華商場並非他曾經生活其中的地方，但因年代並不久遠，留下大量文獻與口述資料，讓他感到意外的，反而是官方紀錄，以及自己的兒時印象與原著小說之間的落差。
官方資料中的中華商場，是政府為安置來臺軍民而興建的場所，後來發展成大型商場；楊雅喆記憶中的中華商場，也充滿牛肉麵、京劇服飾等濃厚外省文化。然而閱讀吳明益原著時，他卻發現小說從鞋店家庭出發，描寫的居民多是本省人。
「我就開始疑惑，為什麼他寫的都是本省人，為什麼我感受到的都是外省人？」深入田調後，他才發現，即使同住在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棟建築裡，不同族群仍形成各自的生活區域。隨著第一代住民老去、房舍轉手，客家人、彰化移民等又逐漸形成新的聚落。
「族群這件事情，就算你把它打混了，它還是會存在。」楊雅喆說，語言、信任與生活習慣都會讓人自然聚集。這也讓他重新理解自己記憶中的中華商場，為何與原著呈現如此不同。
作品中的真實感，除了田調，也來自拍攝現場不可預期的反應。楊雅喆說，自己拍戲時通常先讓演員依照對劇本的理解完成第一個 Take，再於後續拍攝加入新的台詞、動作，或只給其中一名演員額外指示，讓對手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產生真實反應。
《女朋友。男朋友》中，三人在大學時期喝酒、玩鬧的一場戲，劇本原本只有短短半張 A4，最後卻拍了一整天。拍攝時，他特別找來與演員年齡相近的音樂老師在現場帶領，原本只是眾人起鬨張孝全、桂綸鎂與鳳小岳接吻，最後卻被即興發展成帶著音樂節奏、不斷逼近三人的橋段。
「那是我意想不到的結果。」楊雅喆說，音樂老師的加入改變了整場戲，演員在逐漸緊繃的氣氛中產生的表情與反應，也遠遠超出原本劇本。
愛沒有變，改變的是關係的想像
相隔十多年，《女朋友。男朋友》裡的青春愛戀，到了《破浪男女》，已轉向交友軟體、約炮、性與成年人關係中的孤獨感。
楊雅喆說，《破浪男女》的起點，正是他對網路時代的感受。交友軟體讓人不再只能從學校、職場或生活圈尋找對象，甚至可以和遠在高雄、阿姆斯特丹或俄羅斯的人產生連結，看似接觸的人更多，卻不一定因此更快樂。
「這就是一個新時代的孤獨。」他說。
有趣的是，陌生反而能夠帶來坦白。面對一個完全不知道自己真實生活的人，人可以重新塑造形象，甚至願意揭露平常不敢說的脆弱。「因為可能只會有一夜情，所以有什麼關係？」《破浪男女》所描繪的，正是他感受到的這個世界。
楊雅喆認為，十多年前與現在最大的差異之一，是「性、愛與親密關係不再必然綁在一起」。過去即使存在炮友，也不像今日如此普遍被理解；現在人們擁有更多的關係選擇。
但他不認為交友軟體製造了人的情感問題。「人的問題始終是人的問題，而不是科技害了他。」生性喜歡尋找不同伴侶的人，過去可能天天跑夜店，如今只是透過手機更快完成同一件事；交友軟體提供的是更方便的方式，而不是改造人的本性。
他甚至認為，當一個人無法進入傳統一對一關係時，真正值得追問的未必是「為什麼他不正常」，而是我們為什麼仍把一對一、長久不變視為唯一正常的親密關係。
「愛始終不會變。」楊雅喆說，每個年代都有年輕時奮不顧身的愛，也有到了某個人生階段時，希望能找到固定伴侶；真正改變的，是社會對「什麼才算愛」的想像。
一段婚姻維持十年後結束，不代表當年的愛不存在；兩個人沒有結婚、生子，平淡相伴，也可以是愛。相反地，一段維持一輩子的婚姻，如果充滿背叛、痛苦與忍耐，「白頭偕老」是否仍必然值得歌頌？
「我們對於白頭偕老、一生一世這件事情，太高估它的神聖性，戲劇裡面也太過浪漫化。」與其用「從一而終」衡量愛情，楊雅喆更願意把愛看成人生旅程中不同的旅伴。有些人同行一生，有些人陪伴十年後分開，都不必因此否定曾經存在的感情。
從《囧男孩》一路拍到《破浪男女》，他說自己真正能做的，始終是拍那些觀眾在真實生活裡可能遇見的人。
「讓觀眾覺得，對，真實生活中會出現，我也認識這樣的人，或者我自己也有這樣的狀況。」
或許也因此，從政治運動、權貴世界到最私密的性與愛，楊雅喆的鏡頭最後總會回到一個個具體的人。歷史並不是遠處的大事件，政治也不只存在於選舉與政黨；它們進入一個人能不能愛誰、如何生活，又如何在自己的時代裡活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