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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鷺江國小教師翁麗淑,投入教育超過 20 年,現任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理事,並曾任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議題中央輔導諮詢教師、臺北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等職。長年將社會議題帶進國小教室,她走過同志教育進入課綱的爭議、目睹 2018 年公投帶來的社會撕裂。身為教師,也是三個孩子的母親,翁麗淑反覆追問:教育究竟是替孩子隔絕所有可能的風險,還是讓他們擁有理解身體、情感與關係的能力?走過二十多年性平教育現場,她期待有一天,孩子不必再因自己的性別、性傾向或任何不同,而躲進「櫃子」裡。
最初與性別平等教育接觸,是翁麗淑的研究所時期。2000 年前後,臺灣經歷了性別意識覺醒與法制化的關鍵轉型期,當時社會陸續發生多起性別事件,也有前輩撰寫文章討論相關議題,她從教育課程與文獻閱讀中,意識到性別平等教育的重要性。
全心投入則是在 2010 年前後。當時各地國中小陸續成立性別平等教育輔導團,她成為其中一員。原本就關注社會議題的她,在性平成為工作的一部分後,開始深入理解同志、多元性別與教育現場之間的關係。
她曾從朋友口中聽見一段令她難忘的故事。一名同志向男性友人透露自己的感情,得到的回應竟是「噁心」,最後這名同志選擇結束性命。當社會長期以負面詞彙描述同性戀情,面對突如其來的同性告白,可能會不假思索地複製出同樣的語言。
翁麗淑認為,說出「噁心」的人未必懷抱強烈惡意,卻因為沒有接受過同志教育,不曾意識到同志可能就是他最親近的朋友。「同志教育不是只教同志。」她說,真正需要認識同志的,也包括身邊的同學、朋友與所有人。

然而,在同性婚姻合法化以前,即使身處體制內的性平輔導團,教師仍會擔心「跑得太快」可能會惹上麻煩,因此在設計教案上,未必敢直接碰觸同志議題。
翁麗淑卻敢為此議題發聲,部分原因來自民間團體的支持。她接觸過同志熱線、性平教育團體等組織,感覺背後有一群夥伴在支持著她,才更有勇氣面對可能的挑戰。
她邀請同志朋友走進教室,如同「真人圖書館」般,請他們向孩子說出自己的成長故事;談愛滋時,她會避開「感染者很可憐」的敘事,並與社團法人台灣露德協會合作(該協會的主要服務對象為受愛滋及藥癮影響的個人及其家庭),將感染者的生命故事帶進課堂。
她希望孩子看見的不是冰冷的疾病標籤,而是一個完整的人:有人喜歡登山、有人想當工程師,每個人都有工作、夢想與想完成的人生。「只要有接受治療,愛滋病友其實跟一般人沒有什麼兩樣。」

她也設計了一堂情感教育課,在網路上邀請網友寫信給班上的孩子,分享失敗的感情經歷,希望每個孩子都能收到一封陌生大人的生命故事信。其中一名學生收到的信,來自一位曾經喜歡學姐、告白失敗,後來與男性交往的人。孩子讀完十分困惑,跑來問翁麗淑:「所以這到底是大哥哥還是大姐姐?」
翁麗淑沒有回答,只問:「那你覺得呢?」
孩子想了許久,一開始露出難以接受的表情,吞吞吐吐地說:「該不會是……」過了一會兒,卻突然自己回答:「啊,我知道了,這沒什麼。好,我懂了。」
這個瞬間讓翁麗淑印象深刻。孩子或許早已知道「不應該歧視同志」的標準答案,卻從未想過,有一天真的會收到一封同志寫來的信,讀著對方如何喜歡一個人、又是如何失戀。
對翁麗淑而言,教育發生的場域就在這裡。不是老師先告訴孩子什麼答案才正確,而是透過與真實生命的靠近,讓原本遙遠甚至帶著獵奇與偏見的「同志」印象,重新變成一個會愛、會受傷,也需要友情與關愛的人。
2011 年成為翁麗淑投入性平教育的重要轉折。當時性平教育推動了一段時間,她一度認為校園氛圍已經逐漸改變,學生與教師對於同志及多元性別的接受度也有所提升。沒想到當年 10 月底,距離她任教學校不遠的蘆洲一所國中,一名性別氣質較為陰柔的學生墜樓。
這起事件帶給她極大衝擊。「我好像很自以為是,以為性平教育推行得很成功,可是在離我不遠的地方,就還有人在受苦,我卻渾然不知。」這也讓她第一次強烈地感覺到:「不能退」。

之後,反對同志教育的聲音逐漸進入教材、媒體與議會,直到 2018 年公投達到高峰。翁麗淑看見許多同志朋友因為社會公開表態反對同性婚姻與同志教育而受傷,也更確認教師不能在這個時候退縮。
「如果看到有這麼多人在受苦,然後一個老師還站不穩,那還有什麼希望?」同一年,她加入小民參政歐巴桑聯盟投入地方選舉。當時婚姻平權與性平教育成為公投焦點,她知道公開立場可能會影響選票,仍選擇把長年在教室裡實踐的價值帶進公共領域。
對她而言,那不是一個人的選擇。正因為身旁已有一群夥伴站出來,她也決定一起往前。「很多事情都是走三步、退兩步,一下有好的消息,一下又有壞的事情發生。不過我們就往前走。」
身為母親的翁麗淑,也特別關心家庭裡那些看似無意的語言。她常聽見家長說:「我不反對同志,只要不是我的小孩就好。」說話的人或許認為這已經是一種包容,翁麗淑想到的卻是:如果旁邊坐著的孩子,正好就是同志呢?
「那不就是擺明了,你很討厭他嗎?」她觀察許多同志回顧童年時,幾乎都有過「假裝」的經驗,只為了讓自己看起來和其他人沒有不同。原因很簡單:當孩子從大人的語言中得知某種差異不被接受,他也會開始擔心:一旦真正的自己被發現,是否就沒有人愛他?
這也是翁麗淑無法接受的事。走過二十多年社會變化,她認為現在的同志孩子確實比過去擁有更友善的環境。即使學校沒有完整教授相關內容,孩子仍會從媒體、社群平臺與社會文化中接觸多元性別。
但新的問題也正在出現。她發現,部分學生開始對「多元」、「尊重」、「不能歧視」等語言產生厭煩,甚至以反抗所謂「正確」價值的方式,重新傷害同志、原住民等少數群體。
翁麗淑認為,這也提醒性平教育者必須反省自身的方法。如果教育總是把「你應該尊重」、「你不可以歧視」等口號擺在最前面,卻沒有讓孩子透過故事、相處與討論,理解背後的原因,那麼,價值教育便可能變成另一套要求服從的標準答案。
相較之下,她反而懷念過去學生留下紙條,坦白告訴她:「我的信仰讓我沒有辦法接受同志。」也曾有家長直接表示自己仍無法接受,卻願意找機會到教室聽同志分享。
「我覺得那還滿好的,就是一個可以對話的環境。」性平教育的下一步或許不只是讓每個孩子學會說出「正確答案」,而是保留一個能提問、反問與回應的空間。孩子可以有不同意見,教師也不必立即將疑問理解成敵意;唯有讓彼此進入對話,尊重才不只是一句空洞的口號。

近年,翁麗淑從兒童權利與「全面性教育」重新思考性教育的重要性。她觀察到,過去性平教育內部存在不同立場,彼此往往難以對話。但她發現各方其實有一個共通點:「希望孩子好」。因此,她嘗試從《兒童權利公約》尋找對話基礎。
有些家長不希望孩子太早接觸性議題,也有人期待兒女能符合社會對傳統男性、女性的想像。翁麗淑認為這些想法多半源自於想要保護孩子的心情——擔心他們在社會上會遭受歧視、提早接觸性可能會帶來危險等。
「我可以體會,其實傳統家長跟我一樣,都希望小孩不要受苦。」只是相較於避免孩子接觸,她選擇另一條路:讓孩子更早理解性別、身體與關係,並學習面對可能發生的事情。
全面性教育以權利做為基礎,不只談性,也包括身體、情感、關係、多元性別與社會性別。翁麗淑認為,當教育回到「孩子擁有什麼權利」,不同立場的人或許才有重新對話的可能,並把孩子當成具有主體性的人。
這也讓她進一步思考「保護」的意義。過去談身體自主權,教育經常告訴孩子要保護自己、勇敢說不、避免受到傷害;她現在更希望往前一步,讓孩子感受到自己的身體具有力量,也擁有探索與發展的可能。
她以遊樂場為例。孩子看見很高、具有挑戰性的遊具,可能會想要攀爬。大人若擔心孩子會跌倒,保護方式並不是禁止他靠近,而是鋪設緩衝墊、裝好扶手、設計安全階梯,讓孩子可以在降低傷害的情況下嘗試冒險。
情感與性教育也是如此。當孩子開始探索身體、好奇如何建立關係,大人與其只說「不能做」,更應該告訴他:一段關係可能會遇到什麼?該如何表白、怎麼面對拒絕與分手,又要如何處理關係中的衝突與第三者?
「這些東西應該越早教越好。」翁麗淑認為,孩子越早累積面對關係的能力,就越有機會在遭遇挫折前,就先建立好理解自己與處理情感的能力。
因此,兒童的「保護權」不能與「發展權」切開來看。保護不是讓孩子什麼都不能做,而是在探索世界時,給予他足以承擔風險的知識與支持。這也讓她期待,性教育可以從消極的防範傷害,走向更積極的提問:一個孩子如何成為自己身體與關係的主人?

同樣的觀點,也延伸到翁麗淑對親密關係的思考。她近年以「不要祝我們百年好合」為題,談親密關係的多元形式與主體性界線的建立。她表示,自己並非否定婚姻,而是質疑:為什麼一段關係一定要維持得夠久,才算成功?
「關係本來就有聚有散,人也會有各種變化。」她認為,兩個人曾經相愛,不代表必須永遠維持同一種關係。如果價值觀逐漸不同,或彼此已無法繼續溝通,也可以好好談分手,甚至將伴侶關係轉換成另一種關係,即使分開也不必抹除曾經共同擁有的美好。
同性婚姻合法化後,同志與異性戀一樣,可以選擇進入婚姻,也可以離婚。翁麗淑認為,爭取婚姻平權的目的,是要讓每個人都能擁有相同的權利。然而,取得婚姻權利之後,不代表同志必須被「長長久久才是一段好關係」的傳統腳本綁住。比起百年好合,她更期許人們能珍惜一起走過的時間,也擁有好好離開的能力。
這份對「選擇」的重視,最後仍回到她最熟悉的教室。翁麗淑說教師經營班級時,不必等到某個孩子出櫃,才開始告訴他「你沒有問題」。老師應該從一開始便假設:教室裡本來就可能有同志或性別氣質不同的孩子,所以在日常課程、談話與班級經營過程,就要逐步建立一個讓他們知道自己不會被排斥的環境。
她曾在情感教育課上,邀請朋友寫信給學生,參與者超過一半是同志。孩子們發現後開玩笑說:「老師,我們班以後一半以上會變同志!」
翁麗淑聽了很高興。若是多年前,類似一句玩笑話便足以引起家長的投訴;如今孩子卻可以笑著談論。對她而言,這句話的重要性,不在玩笑本身,而是如果班上真的有一位尚未出櫃的同志孩子,他會從同學的笑聲中知道:原來這裡並不把同志當成一件可怕或羞恥的事。
「重點在於環境。」翁麗淑相信,臺灣偶爾仍會出現反挫與歧視,但和二十年前相比已經走了很遠。她期待再過二十年,不只是同志,而是每一個曾因身分、疾病、族群或其他差異而需要躲進「櫃子」的人,都不必再把自己的一部分視為羞恥。 當社會真正足夠多元和平等,也許有一天,「出櫃」不再需要如此巨大的勇氣,人也不必耗費那麼大的力氣,才能成為原本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