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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不必然是直線前進。」投身同志運動超過三十年,同時也是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的共同發起人、老年同志口述歷史小組召集人,並於 2021 年出版《台灣同運三十》的喀飛,以這句話為自己走過的歷史下了註解。
今(2026)年滿 60 歲的喀飛,早在國小時期便已注意到自身的「與眾不同」。七○年代末的臺灣社會,同志仍是難以啟齒的秘密,報上偶爾出現的相關消息,幾乎都是負面新聞。他甚至記得,小時候曾在報紙讀到「同性戀患者」一詞。
「那是一個病理化的字眼,說明當時的社會或媒體,是將同性戀當做一種疾病來看待。」媒體的負面報導,讓喀飛自幼就懂得隱瞞,不讓其他人知道自己的性傾向。而這樣的社會環境,也讓當時的許多同志選擇和女性結婚,或躲在櫃子中,不願走入陽光底下。
日後,喀飛積極投入同志運動,並多次在鏡頭前公開討論同志議題,卻直到父母親離世,都未曾親口對他們說:「我是同志。」

對此,他坦言「有一點遺憾」。但他也說,假如父母親生前主動詢問他的性向,他會直接承認。只是當父母年近90,喀飛認為,要他們正面承受「孩子出櫃」這件事,或許會太過辛苦,於是兩代之間便形成了一種沒有明說的默契。
「有趣的是,我交的男朋友都會帶回家。」喀飛笑說,父母或許早已察覺他和伴侶的關係,只是沒有說出口,就像李安導演的《囍宴》(1993 年)結局,郎雄飾演的父親得知兒子是同志,卻選擇不將真相說破,為一段跨國假姻緣、一對同居的同性伴侶,以及來自臺灣的傳統父母,保留了各取所需的餘地。
同志身分讓學生時期的喀飛學會隱藏,政治和歷史則讓他懂得用不同的角度看待每一件事。
自小就熱愛閱讀的他,常在住家附近的小書局出沒。店內總有一整排雜誌架,他會站在架前翻閱各式刊物;國小六年級時,甚至讀起了黨外政論雜誌《美麗島》。書中內容他未必能完全看明白,卻足以讓年輕孩子對身處的社會感到疑惑:為什麼書裡寫的事件,和日常看到的新聞報導不太一樣?
在主流媒體仍受到高度管控的戒嚴時期,《美麗島》帶給年輕的喀飛很大的啟發:「如果《美麗島》寫的內容是真實的,那麼我們就像是活在執政者封鎖真相的籠子裡,因為媒體全都被控制在國民黨的手裡。」 升上國中後,喀飛會主動去聽政見發表會,理解政治的運作方式。如此的「反骨」性格從何而來?喀飛說,他的家人並不會特別談論政治,但他隱約記得父親與幾位在大學教書的同學,私下會彼此傳閱一些黨外政見的錄音帶。即使大人沒有向孩子多做解釋,質疑威權的思想,仍在他的心中撒下啟蒙的種子。

1990 年野百合學運爆發,數千名學生聚集中正紀念堂要求萬年民代下台、國會全面改選,也首次翻轉社會對於學生運動的負面想像。身在現場的喀飛,親眼看見群眾力量原來真的能撼動看似牢不可破的威權體制。
此外,他也注意到媒體報導對於社會運動發展的重要性。1990 年的臺灣媒體仍普遍受到黨政的控制,不少報章雜誌會用負面文字描述參與學運的學生,甚至抹黑他們的行動。然而,喀飛也注意到,當時的《中國時報》在觀點上並不全然反對學運,甚至會在每天的報紙頭版上,更新現場聚集的人數。
這個觀察讓喀飛體會到,一場運動能不能被看見,不單取決於參與群眾的數量,「故事如何被訴說」也是同等重要。而擁有話語權的媒體,具有形塑事件樣貌的能力。
因此,喀飛日後選擇投身媒體業、走進運動現場、多次在鏡頭前闡述議題,就是希望正確的訊息可以被廣大的群眾聽見。他也說,談起同志運動時,他會不斷強調「社會運動」四個字。
「我們不只是單純地在爭取權益,更重要的目標是改變社會價值觀,或說,文化態度。」如果只把目標設定為獲取某一項權利,那麼法律通過的那一天,運動似乎就可以宣布結束。要讓社會大眾認識同志族群,以及他們所面臨的歧視與困境,需要耗費更長的時間,才有機會改變觀念。
進入九○年代中期,網路興起,同志得以透過 BBS 找到彼此;隨後,交友網站、Facebook、智慧型手機與即時通訊軟體的出現,讓人與人之間的聯繫變得方便快速。對早年只能在少數實體空間認識彼此的同志而言,科技確實打開了新的可能。
但喀飛卻分析說,工具變得方便,溝通未必會更容易。「演算法大概是當今社會運動倡議者的最大敵人。」社群平臺不斷推送使用者原本就認同的資訊,不同意見之間的碰撞、溝通反而大幅減少。
三十年前,社運工作者想盡辦法要讓議題登上報紙、電視;今日,自媒體取代過去的傳統媒體,社運者得先理解社群平臺的運作規則、與網紅合作,或是把複雜的議題轉化成更容易傳播的影像內容。
面對演算法的困境,喀飛的態度始終堅定。「我們沒有時間悲觀,就是要挺身迎戰。」對他來說,知道演算法是阻力仍不夠,投入社會運動的人,要能了解當代媒體、使用它,並想辦法穿透它。因為社會運動的目標,不只是要對自己人喊話,也要找到方法,讓持不同意見的人仍有「連線、溝通」的機會。

訪談的過程中,喀飛總習慣把一件事情放進更大的歷史脈絡裡理解。
「歷史本身是會互相影響的。」他說,如今回頭談臺灣同志運動發展史,若只列舉同志組織、遊行、婚姻平權的歷程,很容易產生一種錯覺,彷彿這些成果全部都是憑空降臨。
喀飛強調大環境影響的重要性,他指出:「臺灣的同志運動發展史,是貼緊著整個臺灣的民主化運動在前進。」從八○年代以來的黨外運動、農民運動、婦女運動、環保運動、國會改革,以及媒體自由化等,看起來與同志議題無直接關聯的改革,其實都在一點一滴鬆動臺灣原有的威權結構,也為九○年代以後蓬勃發展的同志運動,提供了茁壯的土壤。
這也是為什麼,喀飛認為讀歷史不能只是「有聞必錄」。若只是把某年某月發生的事件逐條列下來,對沒有活過那個年代的人來說,歷史很容易變成一句:「那關我什麼事?」真正重要的,是如何把同志運動大事件,放回到更大的脈絡之中,看見它與其他事情之間的連動關係。
喀飛首次有意識地整理臺灣同志運動歷史,可以回溯到 2000 年第一屆台北同玩節舉辦的國際論壇,喀飛特別為論壇整理了一份同志運動大事紀,回顧 1990 至 2000 年間發生的重要事件。
「我那時候還沒有能力寫長篇大論,但我覺得至少要把什麼時間、發生了什麼事,都一一記錄下來。」同玩節後,喀飛持續蒐集、書寫與查證資料。記憶裡的一個人、一場活動,可能會牽引出另一個組織、另一個事件,他沿著記憶留下的線索,查找資料、加以比對。

到了《台灣同運三十》,以及五年後推出的增訂版《台灣同運 35:一部關於勇氣、韌性與生存尊嚴的台灣同志平權紀實》(以下簡稱《台灣同運 35》),散落數十年的同志運動資料,才被完整地串接起來。
喀飛表示,整理《台灣同運 35》書末 702 條同運發展大事紀,是最耗費心神的工程。「你要確認那個資訊出去是正確的,不是道聽塗說,也不是錯誤的。」為了查找一個事件的前因後果,他有時得花上一、兩個小時閱讀原始資料,只為了比對與查證。
《台灣同運 35》的大事紀並未將所有的事件放在同一個章節中,而是依據事件的不同性質,做出分類。這不只是方便讀者查閱,也反映出喀飛看待同志運動的思維。
例如:「出版/藝文/媒體/網路」被放在大事紀的第一部分,接著依序有「法律/政治/人權/愛滋」、「校園事件/教育」、「集結/團體/遊行/大型活動/社運連結」等章節。
為何要將「出版/藝文/媒體/網路」放在第一部分?喀飛說:「我一直認為,文化是同志運動很重要的基礎。」一部電影、一本文學作品、一場扮裝秀,表面上沒有提出任何法案,也沒有走上街頭,卻可能比政治口號更容易進入人們的生命,塑造他們看待事物的方式。
「在我小的時候,同志只會出現在負面的社會新聞。如果社會大眾唯一接觸到的同性戀資訊,都是那些負面的報導,怎麼可能對同志沒有偏見跟厭惡的想法?但從九○年代開始,許多報紙舉辦的文學獎得獎作品,幾乎都在描寫同志的生活。藉由報紙的傳播力,讓讀者讀到這些得獎作品,進而認識同志的生命故事。那是一個很巨大的改變,無法簡單地用數字計算,它可能改變了很多人對同志的看法。那個影響力,其實是相當深遠的。」

歷史的變化,有時候要經過許久後,才看得出它的尺度。2016 年婚姻平權的凱道集會上,主辦單位宣布現場約有 25 萬人參與。過去曾在同志遊行聯盟負責估算人數的喀飛,當天沿著人潮外圍走動測量,花了足足半小時才走完一圈。
「根據我過往的經驗,那麼大範圍的人潮,絕對超過三十萬人。」不管是主辦單位宣布的 25 萬人,或是喀飛評估的三十萬人,這個規模在早年的同志運動裡,都是難以想像的數字。

然而,兩年後的 2018 年公投,卻成了臺灣同志運動的一次重大挫敗。反同婚公投取得超過七百萬張的同意票,主張以《民法》保障同性婚姻的公投則獲得約 338 萬票支持。
反同公投不只在政治上留下傷痕,也對同志族群造成心理衝擊。公投後研究顯示,非異性戀族群出現自殺意念的比例由原本的 15.4% 上升至 24.6%。
「雖然 2018 年公投的結果,讓很多同志很挫折、傷心。可是我在詮釋這件事情時,會反向思考,有三百萬人是支持同志的,那個支持不是口頭講講,而是他們從家裡走出來,走進投開票所去蓋上那一票的實質支持。」
若只盯著輸贏,一次挫敗很容易被理解為一切歸零;但將時間拉長,三百多萬張支持票本身,正是臺灣社會態度轉變的另一種尺度。

近年來,喀飛將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老年同志身上。熱線老同小組透過《彩虹熟年巴士:12 位老年同志的青春記憶》、《阿媽的女朋友:彩虹熟女的多彩青春》等著作,以及「彩虹熟年巴士」舉辦的出遊活動,持續記錄與陪伴老年同志。即使活動後來因疫情停辦,至今仍有人打電話詢問何時能夠復辦。
為此,喀飛提到已故紀錄片導演陳俊志於 2005 年推出的紀錄片《無偶之家,往事之城》。他很喜歡「無偶之家」一詞:有些同志沒有婚姻、沒有子女,甚至早已與原生家庭疏遠。到了老年,陪在身邊的人可能是閨蜜、老友、組織裡相識數十年的夥伴等。喀飛將這些「非典型家庭」的陪伴關係稱為「無偶之家」。而現行的社會福利制度,可能看不見這類家庭的重要性。
現今的老年同志,成長於比今日更為保守的年代。隱藏身分,早已成為他們數十年來的生存方式。延續至今,即使需要醫療、長照與協助,仍會害怕讓照顧者知道自己的性傾向。
喀飛說,熱線老同小組曾引進一部美國波士頓老年同志紀錄片《沉默世代》(Gen Silent,2011 年)。片中提及一名同志運動者,年輕時已經出櫃,也曾站在運動第一線爭取權利;然而,當他老去、失能、入住照護機構後,竟重新躲回櫃子。不是改變了對事物的想法,而是失去了選擇權。當吃飯、行動、如廁都必須依靠他人,眼前的照顧者又表態不能接受同志,他還能怎麼辦?年輕時,可以選擇離開不友善的環境,但當身體失去自主能力,人的尊嚴便可能會跟著照顧者的態度一起擺盪。
「老年這件事情,會讓你感到身不由己。」喀飛說自己雖然已經 60 歲,行動依然自如,但他也開始感受到身體像是使用多年的機器,有些零件會需要「維修」。 當我們聊起感情生活,喀飛語帶期待地說,他和伴侶談了長達 15 年的遠距離愛情,對方預計會在明(2027)年回到臺灣教書。

那是不是意味著,未來兩人就可以彼此照顧?喀飛將這個私人問題,再度拉回到公共議題。「我們過去都會把照顧的責任放在家人身上,不管是伴侶、配偶還是親屬。但我認為有一個觀念需要改變——照顧的責任,應該要由國家負起。」
他認為高齡化社會不只是同志問題。獨居老人越來越多,即便有子女,他們也未必住在身邊。少子化的社會,意味著未來的年輕人可能同時得背負數名長輩的照護責任。
「這個不是即將發生,而是已經存在,並且很快會成為臺灣社會的重大議題。」又一次,喀飛從他個人的處境,看見背後更大的結構問題。

「喀飛」這個名字,陪著他走過臺灣同志運動三十多年。最初選擇使用筆名,一部分是為了保護家人。早年的臺灣社會對同志並不友善,那時他的阿公、阿媽都還健在,一旦出櫃,長輩們勢必也得承受來自旁人異樣眼光的壓力。
另一部分則是希望把同志運動與職業生活稍微區隔。喀飛參與同志運動、公開發言、書寫同志議題;本名為沈維巖的他,則從事傳播工作,做編輯、採訪和寫作。
這兩個名字,就這樣並存了數十年。只是隨著年紀漸長、長輩陸續離開,他也漸漸不再在意兩者之間的分界。
「我其實沒有那麼多的顧忌啦。」他爽朗地笑著說。
如今,在同志相關場合,他仍習慣使用喀飛,也不覺得有必要特別把本名並列。不是因為仍需要躲藏,而是三十多年來,大多數人都是透過這個名字認識他。
曾經用來保護自己與家人的名字,如今成為他長年參與公共事務後,最鮮明的身分辨識。有趣的是,當我們在網路上搜尋「喀飛」,看到的多半是同志運動、性別議題與公共倡議相關訪談,關於他私人生活的內容卻相對少見。

這並不是因為他抗拒談自己。讓喀飛有所顧慮的,是媒體習慣用一個人的故事去解釋整個族群。「不要把個案的經歷,當成是通例。」每個人的生命背後,都有不同的家庭、世代、階級與生活條件;一旦抽掉脈絡,原本試圖讓同志「被看見」的報導,可能會製造出另一種刻板印象。
這也讓人再次想起陳俊志導演的紀錄片《無偶之家,往事之城》。該片沒有試圖用一個角色代表所有同志,而是透過多條人物支線,記錄不同性格、不同生活方式,甚至站在不同政治光譜上的同志。
那些被鏡頭記錄下來的人,首先得是一個個完整的人,之後才是同志。

三十多年前,喀飛從野百合學運看見威權體制被群眾力量所推翻;後來,他投入同志運動,相信人與人的連結足以改變社會;再到《台灣同運 35》,喀飛把散落在不同年代的個別事件放入歷史洪流中,爬梳臺灣社會的觀念如何一步一步轉變至今。
近日,喀飛關注了臺南南山公墓保存運動。這座擁有四百年歷史、佔地 94 公傾,全臺灣最大、最悠久的墓葬群,因保存與開發議題受到關注;喀飛像是找到了新的入口,沿著一座墓、一個名字,追查人物背後的各種事蹟。
「有一些公部門想要拆遷它們,但我在了解南山公墓的歷史後,發現裡面有好多有趣的歷史和人物故事。我最近都在翻查資料,不斷在讀這些人的生命故事。」
而今,「同志運動者」已經不足以概括喀飛。他是參與社運三十多年的喀飛,也是長年從事採訪、編輯與寫作的沈維巖;他關心同志平權,也研究媒體、政治、老化與長照議題。離開工作後,仍會因為一段地方歷史而循線追查。
訪談一開始,喀飛說:「歷史不必然是直線前進。」這句話對他而言,既是提醒,也是警告。今日已經得到的自由,未必會永遠存在;現在尚未處理的問題,也可能成為下一個世代必須承擔的現實。正因如此,他回頭閱讀歷史,不是為了緬懷過去,而是希望從曾經發生的事情中,看清楚我們為何走到今天,又可能往哪裡前進。
從野百合學運、臺灣同志運動,到讓他著迷的南山公墓保存運動,看似無關的事件彼此牽連,一個人的生命,也總會留下時代的痕跡。 歷史從來不是筆直向前。而喀飛仍在其中,一邊回望,一邊邁步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