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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診不是先來先看，而是把快死的人找出來」田知學行醫 20 年：救命，從來不只在急診室
面對隨時可能有生命危險的病人，現任振興醫院急診重症醫學部主任的田知學，必須在家屬最慌亂的時刻，把最壞的情況說清楚。她常先對家屬說：「請你原諒我，我是急診醫師，我比較直白，而且我們的時間真的不夠了。」對從事急診工作已逾二十年的田知學而言，急診醫師不只要處理病人的危急狀況，也必須在有限時間內做出判斷；必要時，還得進一步詢問家屬是否要繼續搶救。
把最難讓人聽進去的話說清楚
田知學原本以為，急診是一個容易與情緒切割的地方。12 小時的值班期間，她全心處理眼前的病人；離開醫院後，沒有門診或病房裡的病人需要她繼續牽掛。然而，有些情緒仍會跟著她回家，其中最多的，仍是與家屬溝通的部分。
有些時候，並不是醫師沒有說明病情，而是家屬難以面對親人可能死亡的事實。田知學觀察到，當病人狀況已經十分嚴重，有些家屬會顧左右而言他，堅信親人不會離開，醫師也一定能把人救回來。這時，她會請對方看著自己的眼睛，鄭重地說：「你一定要把我的話再聽進去。」接著再次解釋病人的狀況；但即使如此，偶爾仍有人無法真正接受她所說的話。
緊握著急診室哭泣病患的手 憶起父親臨走前的遺憾
在多年急診工作中，曾有一名病人讓田知學想起自己的父親。那天，一名受傷的老先生被送進急診，陪同前來的家人全都穿得十分正式，在急診室裡格外顯眼。原來，他們剛參加完一場婚禮，而受傷的老先生正是新娘的父親。他因為喝了太多酒而跌倒，額頭留下一道很大的撕裂傷。
完成局部麻醉、準備縫合傷口時，田知學先請家屬離開。由於老先生仍在酒醉狀態，身體不時晃動，她便將他的雙手放在腹部，壓著他的手說：「你可以乖乖嗎？我們很快就好了，好嗎？」就在握住那雙手的瞬間，她突然覺得，自己彷彿握住了父親的手；就連老先生的眉毛，也讓她想起父親。
縫合過程中，老先生開始啜泣。他說，寶貝女兒出嫁，自己心裡其實很難過，才一杯接著一杯地喝，最後跌倒受傷。他覺得自己讓女兒丟臉了，時而啜泣、時而打呼，又在醒來後反覆對不在場的女兒說：「對不起，女兒，對不起，把妳的婚禮搞砸了。」
完成縫合後，田知學握住老先生的手，回了一句：「沒關係，爸爸。」直到走出治療空間，她才發現，新娘並不在急診室，家人還沒有將父親受傷的消息告訴仍在婚禮現場的新娘。
田知學的父親在 60 歲時離世，令她相當心痛。父親住院時，她甚至曾想把婚禮辦在醫院，但父親最終沒能等到那一天。也因此，老先生口中反覆說出的「對不起」，在那一刻彷彿不再只是說給不在場的女兒聽。田知學感覺，那也像是父親在對她說：「對不起，我沒有去參加妳的婚禮。」談起這段經歷，她想對父親說：「沒關係，我原諒你。」
急診不是先來先看，重症病人必須優先
對田知學而言，辨認真正面臨生命危險的病人，是急診醫師的重要工作之一。她提到，有時一般診所轉來的病人並不是真的很危急，而是診所難以處理病人的情緒；另一方面，也有病人來到急診後，期待掛號就能馬上看診，甚至因為頭痛，便希望立即接受電腦斷層檢查。
她認為急診醫師「最厲害的功夫」，是在眾多還活著、還能走動，或已面臨生命危險的病人當中，把其中的「炸彈」找出來，避免病人走到需要 CPR 或電擊的程度。田知學形容，急診醫師的工作就是「拆炸彈」。
然而，面對輕症患者的焦急與期待，以及急診現場累積的情緒與壓力，醫護人員的心情難免受到影響。所以她常提醒自己：「深呼吸，再來。」因為急診病人來去快速，她必須讓頭腦保持清醒，「很多東西在腦袋裡一閃即過，你馬上要做出判斷，馬上開下醫囑。」
即便如此，急診仍必須以重症病人為優先。
田知學記得，曾有一名男孩因為發燒到 39 度被母親帶到急診，檢傷後被列為三級。雖然體溫很高，但孩子當時整體狀況尚可，沒有明顯嚴重的問題。她向病童的母親說明，接下來可能會安排 X 光、採檢與驗尿，甚至不需要抽血。就在這時，她突然接到通知，一名因呼吸衰竭、到院前已接近死亡的病人即將送達。她只好先向病童母親道歉，隨即轉身投入急救。
急救過程中，田知學全神貫注，直到病人的狀況暫時穩定，她才注意到小男孩的母親在病房外頭叫罵。儘管病人被救了回來，狀況仍不穩定，她還得繼續聯繫後續接手的醫師。走出急救區時，母親當面質問醫療團隊是否「有醫德」。田知學只能請對方冷靜，說明等一下就會讓孩子使用退燒藥，其他處置稍後再進行並沒有關係，希望對方讓她先處理眼前的重症病人。
沒想到，當她再次轉身進入急救室時，病童母親又在身後質問：「難道等人死了，你們才要看嗎？」田知學只好請其他醫師先行協助處理男孩的問題。最後的檢查結果顯示，孩子只是一般感冒，她卻因此收到了一張投訴單。
即便如此，田知學仍表示，自己完全能理解那名母親當時的心情。她坦言，人在無助、焦急的狀態下，「IQ 跟 EQ 都會自動下降」。只是當急診同時有不同病況的患者需要處理時，她仍必須把重症病人擺在前面。
註：台灣急診採用「台灣急診檢傷與急迫度分級量表」（TTAS），依病情嚴重度分成一到五級，第一級最嚴重，越輕症，分級數字越大；部分較輕的情況甚至可以看門診或居家處理。原則上，在急診等候醫師第一次看診的時間分別為 0 分鐘、10 分鐘、30 分鐘、60 分鐘及 120 分鐘。
從清醒對話到猝死 急診室的震撼教育
田知學印象最深刻的一個病人，是一名已確診為急性心肌梗塞的老婦人，她一路喊著痛，血壓卻仍算穩定。醫療團隊迅速將老婦人送進導管室，準備進行心導管治療。
然而，在抵達導管室後，老婦人突然雙眼上吊，身體出現如抽筋、癲癇般的動作。田知學察覺情況異常，立即施做 CPR，醫療團隊接著進行插管搶救，最後仍無法將她救回。醫療團隊隨即以超音波檢查才發現，老婦人因為心肌梗塞嚴重導致不可逆的心肌壞死，在心臟自發性收縮的時候破裂了。
「可是她前幾分鐘還跟我說話。」回想當時的情景，田知學仍感到難過。那是她第一次真正體會到「猝死」的意義。她為此落淚與懊惱，並反覆思索是否還有其他方法能避免這個結果，卻始終沒有答案。
當時仍是年輕住院醫師的田知學，特別向其他主治醫師請教，得到的答案都是：「我們已經盡力了。」這是她擔任醫師以來，第一次碰到的「震撼教育」，也讓她之後更加地小心，也更理解面對急性心肌梗塞患者時，為什麼必須分秒必爭。
醫病衝突、訴訟與人力短缺，急診第一線承受多重壓力
在醫院裡，急診醫師必須同時處理多名病人。對正在等待的患者而言，最直接感受到的是自己等了多久；但在醫師腦中，同一時間還有其他病人的病況需要更即時的處理。田知學坦言，急診經常面對病人與家屬的責罵。
急診醫師與病人的關係也十分短暫，後續治療可能由其他專科醫師接手。田知學因此自我調侃，如果醫病關係是一場愛情，急診就像在許多情緒碰撞與激情之下發生的「一夜情」；真正與病人建立後續關係的，可能是替他開刀或持續治療的醫師。
田知學提到，醫療雖然被放在服務業，卻不能用一般服務業的方式處理。以她所說的「拆炸彈」為例，急診醫師必須從眾多病人中辨認危險。但仍有未能及時發現問題的時候：病人可能在返家後、到了其他醫院，或是仍在急診時，病況突然惡化。對第一線的急診醫師而言，若沒能及時發現問題，後續便可能面臨投訴與訴訟的風險，甚至多年累積的名聲都會受到影響。
除了投訴與訴訟，人力短缺也直接影響急診現場的運作。田知學提到，護理師的人數快速下滑，不少醫院因此必須關床。「不是沒有床，是有床，但是沒有護理師可以照顧。」她也提到：「臺灣的醫護人員真的很強，大家都聽過我們的護病比例問題，也聽說醫生變少。但其實醫師的數量是一樣多，只是很多醫師從健保市場流到自由市場。」談到在這樣的制度下，是否還能靠「初心」支撐，田知學坦言並不容易。
在急診工作二十多年，田知學仍然熱愛這份工作。但她也不認為，可以因為自己熱愛急診、習慣醫院的工作模式，就要求每個人做出相同的選擇。「這樣子的道德約束可以約束多久？這真的很難。」田知學認為，這也是現行制度需要改變的地方。
持續推廣 CPR 與 AED，讓更多人掌握急救機會
除了急診第一線的工作，田知學也持續向大眾推廣 CPR 與 AED 急救教育。在急診工作多年，她看過太多即使全力搶救，最後仍無法挽回的生命，也更清楚急救從來不代表一定能把人救回來。
但在仍有機會的時候，田知學認為，壓胸與使用 AED 並不是只有醫護人員才能做到，而是每個人都應該學會的急救方式。她不只透過媒體與社群推廣，也實際走進偏鄉、原鄉、校園與機構進行急救教育。
她也曾回到自己的故鄉南投縣信義鄉推動 CPR 與 AED，之後持續前往不同原鄉教學。2020 年前往屏東縣霧台鄉推廣時，她前一晚 8 點才從急診下班，隨即搭高鐵南下，再轉車前往霧台，抵達民宿時已是凌晨；隔天早上 7 點，她便開始當天的行程。
對部分交通不便、醫療量能較有限的偏鄉而言，救護車抵達可能需要更長時間；若能在救護人員抵達前及早施作 CPR、使用 AED，就能更早啟動急救，銜接後續醫療處置。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救回來，但是你不試，就沒有機會。」
二十多年的急診工作裡，田知學一次次在有限時間內辨識危急病人、做出判斷，也在家屬最慌亂的時候把病情說清楚。如今，她仍留在自己喜歡的急診第一線，也持續把 CPR 與 AED 急救教育帶到醫院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