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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鼓聲到手語，從聆聽到共融：莫比斯圓環創作公社藝術總監黃子翎，讓每個人用自己的方式說故事
在排練場上，黃子翎低頭看著眼前的鼓，深吸一口氣，抬起鼓棒，敲下第一聲。鼓聲如漣漪般層層展開，把現場的人帶進她用鼓聲打開的世界。「我認為擊鼓是人內在風景的展現。」對莫比斯圓環創作公社（以下簡稱莫比斯）藝術總監黃子翎而言，鼓不只是節奏與技巧，更像是一條連接生命的路徑。因為鼓，她走上黃土高原，聽見老鼓手與土地、信仰和生活的關係；也因為鼓，她進入環境劇場及地方共創，遇見聾人與聽障朋友，碰撞出屬於莫比斯的共融作品。
黃子翎從小就對音樂與節奏有著天賦，而與鼓的相遇，最初來得有些意外。大學就讀廣電系的她，畢業前為了拍攝作業前往臺北市文山區的老泉山，原本只是想記錄擊鼓訓練的過程，卻在那裡遇見一位老師傅，看見另一套與鼓相處的方式。
師父黃志群教她，擊鼓不是急著敲出節奏，而是先回到自身的覺察。因此練鼓以前，得先打坐。在山上的風聲、鳥聲與各種動物聲之間，她學會安靜下來，聆聽自己的身體與環境如何產生共振，再來才是如何擊出感動的鼓聲。
深受擊鼓訓練震撼的黃子翎，自告奮勇加入團隊，隨後展開長達十多年的山居擊鼓與表演生活。直到下山時，師傅對她說：「在這山上，你有老師，你下山之後，要成為自己的老師。」這句話像是一個漫長的提醒，陪著她離開熟悉的訓練場，也逼著她重新追問：「鼓跟我之間到底是什麼關係？除了打鼓之外，我還會什麼？」
走上黃土高原領略：有生活才會有人，有人才會有鼓
為了尋找這個答案，黃子翎申請了雲門流浪者計畫，前往中國的黃土高原。她想知道，那些一輩子打鼓的老鼓手，究竟為什麼可以用一生力氣打一面鼓。
那趟旅程走了 85 天，從山西、陝西、甘肅，一路到四川阿壩一帶。出發前，她原本以為自己會學到更多鼓曲與技法；抵達現場後，才發現老鼓手並不是時時刻刻都守在鼓旁。白天，他們可能在田裡工作，或開五金雜貨店，她便陪著他們工作、顧店，等到夜晚、節慶或神明出巡時，才看見他們拿起鼓棒。
充滿生命力的鼓聲，也不是透過一張張樂譜被保存下來，而是靠口傳、哼唱，跟著慶典與生活一代代傳下去。她印象最深的是陝西北部一位老鼓手。那天，老鼓手剛從農地回來，她坐在窯洞前和對方聊天，問起一個動作：「為什麼打鼓的時候，腳一定要跺地？」老鼓手望向外頭寸草不生的黃土高原，告訴她，如果冬天一場大雪把穀物凍壞，明年可能就沒有食物了。所以他們打鼓時要跺地、要跳起來，是希望鼓聲與腳踏土地的震動能傳到天上，讓神明知道，要保護這片土地上的人。
那一刻，她理解到鼓不只是舞臺上的聲音，也不只是表演者手中的技術，鼓聲裡有人的祈求、有土地的命運、也有生活深處的恐懼與盼望。這趟旅程讓她重新明白：過去自己一直在舞臺上尋找鼓，但真正的鼓，存在人與生活之中，每個人的經歷、情感與生命狀態不同，敲出的鼓聲也不同，不只是節奏，更是一個人的生命風景。
從舞臺走向地方，她把人的故事放進劇場
從黃土高原回來後，黃子翎開啟一連串環境劇場的創作。她不再只把鼓視為舞臺上的聲音，而更在意：一個人的生命故事，如何透過不同形式被說出來？那些長在土地、街區與日常裡的記憶，能不能被劇場接住？
2017 年，莫比斯圓環創作公社的前任藝術總監返回香港，黃子翎接任藝術總監一職。對她而言，「莫比斯圓環」本身帶有歸零、翻轉與無限延展的意味；而「創作公社」則像是一個平臺，讓每個人所擅長、關心的事，都能在這裡開出花朵。藝術家、素人、不同背景的參與者，帶著各自的生命經驗進來，彼此交流，創造出不只屬於單一創作者的作品。
這樣的想法，讓她持續走進地方。2021 年的《龍潭市場，停！看！聽！》，她花了數月時間和在地素人一起田調，陪他們回到商店、中藥行和熟悉的街區，把各自的生活記憶與地方故事串進劇場。她不希望作品演完就結束，而是思考它能否透過工作坊、共創、影像、聲音或文字，繼續留在地方，延伸下去。
就像她在黃土高原理解到，鼓聲來自人的生活；來到莫比斯之後，她也試著讓劇場回到人的生活裡。疫情期間，劇場暫時停擺，黃子翎忽然想到一個問題：自己打鼓二十多年，也曾和不同地方、不同背景的人一起創作，那麼，還有誰「沒有聽過鼓聲」？
鼓的核心是聲音，所以對全然聽不見聲音的聾人，或只能接收部分聲音的聽障朋友來說，鼓聲又會是什麼？這個問題，讓她把目光轉向那些未必能用耳朵「聽見」鼓聲的人，也成為莫比斯後來持續發展的「非聽覺劇場」——不是把聲音拿掉，而是重新思考，當聲音不只靠耳朵接收，劇場還能如何被感知、被觀看、被共同創作。
走進聾聽共創，共融從不理解開始
在邀請聾人朋友進入共學與排練現場後，黃子翎發現這個提問遠比她想像得更深邃。第一次和聾人朋友見面時，人都到齊了，她卻感覺現場異常地安靜。那種人明明都在，空間裡卻沒有她熟悉的聲響的震撼，那一刻，她強烈感受到，自己面對的不只是另一群創作者，而是用與自己截然不同的方式去感知世界的人們。
於是，她試著讓聲音被「看見」。她在鼓棒上沾顏料，邀請聾人朋友敲擊鼓面。鼓棒落下時，顏料隨著揮擊的力道噴濺、拖移，在鼓面上留下線條與痕跡。對她來說，這不只是視覺效果，而是一種轉譯：當鼓聲無法只靠耳朵接收，它也能透過震動、顏色與身體動作，成為另一種被感知的路徑。
不過真正的挑戰，不只在於如何讓聲音被看見，而是當不同身體經驗、不同工作方法的人真的坐在一起時，彼此要怎麼合作。
黃子翎想起某次的共融工作坊上，有聽人藝術家提出困惑：為什麼非得要自己帶工作坊？為何不能只是參與，必須主動提出自己擅長的事，再和一群不熟悉的夥伴合作？對黃子翎來說，這正是共融的核心。她希望團員能從自己熟悉的能力出發，帶著它走向陌生人。唯有如此，創作才有機會打破原本的慣性，不再只用自己習慣的方式思考、排練與表達。
面對這樣的疑惑，工作坊沒有急著給出標準答案。現場的聾人與聽人表演者，開始分享他們過去和不同藝術家合作時，曾遇過哪些類似困難，又怎麼嘗試解決。原本卡住的討論，慢慢從「為什麼要這樣做」變成「原來你也曾經這樣走過」。
也正是在這些時刻，黃子翎了解到共融並不是把不同的人放在一起，要求大家最後都和樂融融、朝同一個方向前進。它更像是一種「我們彼此存在」的狀態：你在場，我也在場；你聽見我，我也聽見你。那些爭吵、模糊、猜測與不理解，並不是共融的失敗，而是不同生命相遇時，必然會面對的過程。
這樣的經驗，也讓黃子翎回頭看見自己。創作本身，何嘗不是一場共融？每一次創作，她都必須從過去累積的身體訓練、田野調查與生命提問裡，重新整理自己如何看待世界。從鼓手、表演者走到藝術總監的位置，她不再只用過去熟悉的方式前進，而會進一步追問：自己想做什麼？又能用什麼方法回應這個社會？就像是「殺死過去一半的自己」，再生出一個新的自己。
重新聽見聲音，讓每個人用自己的方式說故事
而在與聾人、聽障朋友一起工作後，黃子翎重新認識了聲音的不同形式。
她回憶道，有聾人朋友第一次感受到鼓時告訴她：「老師，這個是震動。」那不是聽人熟悉的音高、節奏或旋律，而是皮膚麻麻的感覺，是心臟感受到的震動。她好奇地想，如果一個沒有聲音的世界也能擁有自己的鼓譜，那麼這份鼓譜會以什麼形式被記錄？又會如何被創作出來？
後來，香港展能藝術會向她介紹歐美劇場中一種名為「Performing Arts Interpretation」（簡稱 PAI）的實踐方式。那不是把文字逐字翻譯成手勢，而是讓手語真正走進劇場，成為具有語感、文化與美學的劇場語彙，也讓聾人觀眾能以更無障礙、沉浸式的方式觀看作品。黃子翎才慢慢理解，在不同戲劇、角色與情境下，手語呈現出的氣質也會不同；當手語成為作品語言的一部分，聲音、表情、震動與光影，也都可能被重新納入劇場的表達之中。
黃子翎說，有位聾人演員的狀態常常忽好忽壞，可能上一次排練表現得很好，下一次又突然卡住，讓她想不明白問題出在哪裡。後來，這位聾人夥伴和同臺表演者私下討論了很久，再回到排練場時，狀態竟然順了起來。她忍不住追問發生了什麼事，才知道關鍵只是：「因為我有做表情。」
對聽人演員來說，中性表情有時是一種表演選擇，可以保留角色與觀眾之間的想像空間；但對聾人而言，臉部表情卻像文字裡的驚嘆號、問號與破折號，承載著語氣、情緒與句子的轉折。少了表情，語言就變得模糊，情境也難以被完整接收。黃子翎從這件事中學到，手語不是附屬於中文的翻譯，而是一套有視覺語法、情緒節奏，以及文化脈絡的語言系統。
這讓她意識到，自己過去非常依賴聽覺。當聾人朋友用手語向她自我介紹，她回去後幾乎全忘了，才發現自己原來習慣靠聲音記住一個人。為了打破隔閡，她開始學手語，從吃飯、數字、顏色慢慢學起。有一次吃飯時，看著大家不停比手語，她竟然忍不住說：「你們很吵耶。」大家對視後，一起大笑了起來。那一刻她發現，自己好像開始聽見某種無聲的聲音。
帶領莫比斯走向永續：讓每個人用自己的方式，站在故事裡
走到共融劇場的第三年，黃子翎曾覺得自己「江郎才盡」。她意識到，若只是一昧地憑直覺去做，很快會碰到瓶頸。於是，她選擇回到學院，從博士班的研究與閱讀中重新整理自己走過的路，也比較國外與臺灣共融劇場的實踐差異。她慢慢看見，共融劇場的核心，不只是某個人演給某些人看，而是讓不同的人一起在現場，讓作品、觀眾與表演者之間產生流動。
莫比斯於 2025、2026 年接連獲得 TAIWAN TOP 演藝團隊年度獎助專案，也讓黃子翎懂得用更長遠的眼光看待劇團。她形容，過去的莫比斯像一間小雜貨店，什麼都做、什麼都賣；但劇團要走向永續，就不能只思考未來一年的作品，而要有三年、五年的規劃，例如，非聽覺劇場如何成為一個長期媒合、實驗與培育人才的場域？甚至，有一天換了藝術總監，方法與平臺是否仍能延續下去？
這些提問，也延伸到她正在排練的作品《群盲》。原作故事描述一群盲人在神父死後，仍苦苦地等待神父。黃子翎邀請聽人與聾人表演者重新閱讀這個文本，她特別關心那些原作中沒有臺詞、沒有聲音的人：如果換一個視角看，他們當時在想什麼？如果手語員不在，演員們仍要一起排練，誤讀、猜測與翻譯之間，會不會開出另一個劇場？
這個答案，不是交由黃子翎一個人替作品下註解，而是在排練現場，由演員與創作者共同完成。當聾人與聽人面對同一個文本，誰能說話、誰被翻譯、誰需要等待、誰又長久站在故事邊緣，都不再只是劇本裡的設定，而成為現場每個人必須一起回應的問題。也因此，《群盲》不只是改編一部經典文學，更像是一次重新分配聲音與觀看位置的創作。
從鼓手走到非聽覺劇場，黃子翎不斷回到一個更根本的提問：藝術是什麼？她想起美國的傳譯專家 Kevin Dyles 曾在課堂上播放一隻美國音樂劇影片。影片裡，不同身分的人用不同手勢、表情詮釋同一首歌。她原本只是看著畫面，直到老師一一指出誰是表演者、誰是聾表演者、誰是手語員，她才突然掉下眼淚。原來，即使面對同一首歌，每個人仍會用自己的身體、語言與生命經驗，說出不一樣的故事。
「劇場的包容性很強。」那是黃子翎感受到藝術最美的地方。藝術不是讓所有人變成同一種樣子，而是讓每個人都能用各自的方式，站在現場，說出生命裡深刻的故事。
這也回到她最初對鼓的理解。每個人心裡的風景不同，敲擊出的鼓聲就不同。從黃土高原、地方共創，到聾聽共創與非聽覺劇場，黃子翎在尋找的，也許都是同一件事：讓那些不容易被聽見的人與事，能以自己獨特的方式，被世界看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