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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同志身分帶進學術，也把臺灣帶向世界：專訪美國社會學系副教授高穎超
現任美國維吉尼亞聯邦大學（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 VCU）社會學系副教授兼研究所學程主任的高穎超，從自己的生命經驗出發，走進同志研究，也曾站在校園、社會與同志教育的第一線。「同志」的身分，一路跟著他走進求學、工作，以及後來的學術生涯。
網路論壇 Dcard 上，曾有則引起討論的貼文：「哪一種職業的男同志最多？」網友們的回答五花八門，護理師、服務業、航空空少等行業都被點名。這類討論未必具備精確的統計學根據，卻也反映出大眾對「同志職涯」的某種想像：同志似乎總被放進特定幾個熟悉的職業框架裡。
如果把目光拉遠，同志身分與職業之間的關係，其實可以有很多種樣貌。有人把同志身分留在私人生活裡，也有人讓它走進自己的工作，甚至成為長年研究的題目。
「做同志能當飯吃嗎？」
高穎超出生於 1980 年代。早在小學二年級，他就察覺到自己的性向不同於身邊的男孩。回想起童年，他笑著說起自己當年的「小心思」。同學問他為什麼喜歡男孩偶像團體小虎隊，他的官方回答：「因為乖乖虎蘇有朋很會唸書啊，我以後也要跟他一樣考上建中！」但其實，他真正喜歡的是霹靂虎吳奇隆，「因為他很帥，會翻跟斗。」在90年代初，當時他所處的極度保守、管教嚴苛的私立校園風氣下，不僅男女談戀愛被嚴格禁止，同性戀更被視為需要被「矯正」的偏差。
直到解嚴後的民主浪潮，讓校園裡的思想更加多元，性別運動也逐漸蓬勃發展。當時就讀臺大社會系的高穎超，在課堂上接觸與情慾特質或性制度（sexualities）相關的理論。其中，女性主義學者蓋兒・魯賓（Gayle Rubin）提出的「性階層」（sex hierarchy）理論，讓他印象深刻。
性階層理論指出，社會往往將「異性戀、婚姻關係中、以生殖為目的」的情慾、性關係、性慾望置於正當、自然、常規性的位置，視為「好性」（good sex），而將同志與其他多元情慾推向邊緣，視為「壞性」（bad sex）。這讓高穎超開始理解，性並非單純的個人選擇，而是受到社會規範與結構所影響。過去內化的恐同、自我責怪與自我貶抑，其實是社會建構下的結果。
意識的翻轉，也轉化為行動。2000 年，大一寒假，高穎超走進全球華人社會第一家同志書店「晶晶書庫」工作。從臺大社會系大學部一路念到碩士班，他一邊研究臺灣義務役男在服役過程中的陽剛氣質建構，一邊投入同志運動，參與「同志諮詢熱線」的人權小組、教育小組，巡迴全臺演講，談同志、談性別，也談 LGBTQ 社群內部各不相同的生命經驗。
儘管對外積極呼籲，出櫃之後的高穎超，仍得面對家人的擔心。高穎超的父親退休前在桃園機場從事航勤工作，母親則是修改衣服的裁縫。父親曾用臺語問他：「做同志能當飯吃嗎？」
高穎超的經歷，恰好成了自己的答案：「在晶晶書庫打工，我不僅賺夠了自己的學費與生活費，還存到錢買飛機票，飛到同志運動與文化的聖地舊金山進行了一個月的酷兒壯遊。」
2008至2010年，他在出國留學前的兩年半，一邊協助教育部推動性別平等教育課程與教學工作，另一邊則巡迴全臺做認識同志、性別平權演講，「也拿到了實實在在的講師費。」高穎超笑著說。
同志身分沒有讓他餓肚子。相反地，為他開啟全新的職涯可能性。
把臺灣放進更大的世界
2010 年，高穎超駝著四箱書與一臺大同電鍋，遠赴美國紐澤西州的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攻讀社會學博士。在臺灣，全臺的社會學者總共不超過三百人，研究領域相對各自獨立，各種小眾與邊緣議題的研究者較難找到對話的研究者。
但在美國社會學會（ASA），會員高達九千多人，專業分工極其精細，現已有超過五十種社會學內的次學門（section）。「光是在我所屬的『性制社會學』（Sociology of Sexualities）學門，就有超過 450 位會員，彼此形成學術社群，頻繁對話關於性、同志與情慾特質相關的認同、情感、關係、多樣性、權力／權利、不平等、全球與在地文化等新興議題。這些職業的可能性，在我出國之前完全不知道，也沒有人可以告訴我。」高穎超感嘆。
在臺灣，「性別（gender）」與「性制（sexualities）」經常被混為一談，但兩者的理論視角截然不同：「性別」關心的是因應生理性別（sex）的差異，社會建構出的（性別）認同、角色、展演、自我表達，以及從傳統「（男女）兩性平等」邁向「（多元）性別平等」的探索與追求。而「性制」關注的則是多元慾望、親密關係的多樣性，跟性相關的社會心理機制、人際互動、關係網絡、權力壓迫與社會體制等。到了美國，他得以在更廣闊的環境裡，享受著學習這些議題百花齊放的知識可能性。
作為極少數由臺灣本土培養、公開出櫃並在美國名校取得博士學位，並在美國「研究型一級大學」（research tier-1 university）獲得教職，從助理教授升等副教授，且取得終身職的同志研究酷兒學者，高穎超將多年來對臺灣同志平權與反同勢力興衰的觀察與系統性研究，寫成了一本約 400 頁的英文學術專書《Fear of Queer Taiwan》。
他在書中探討，為何僅佔臺灣人口 5% 至7% 的基督教保守勢力，能動員出龐大的反同政治能量？高穎超透過上百場深度訪談與田野觀察，提出「液化保守性」（liquid conservatism）理論，揭示道德保守主義如何經由跨國性宗教網絡彈性變型，深刻影響臺灣的民主與性平進程。
「我們常以為反同勢力只是單純『討厭同性戀』，但事情遠比想像複雜。」高穎超指出，反同運動往往與政治權力和保守勢力緊密綁定。以美國為例，宗教保守派從 1970 年代就持續推動反同法案；2015 年同婚合法後，美國的道德保守派及其政治盟友又立刻將矛頭轉向反對墮胎與反對跨性別。
高穎超強調：「反同保守主義不只是道德問題，性別與同志身分也不只是『認不認同』這麼簡單。性別（gender）與性制（sexualities）已經變成一種政治權力、策略與工具，是用來管控人們身體、思想，甚至用來換取政治與經濟利益的手段。」
臺灣雖經歷過痛苦的反同公投，卻也透過民主選舉與獨步全球的《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平等工作法》、《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同婚專法）等法律的創設或修正，逐步保障了同志權益，這些經驗在全世界都非常特別。高穎超希望透過他的研究，讓臺灣的故事在國際舞臺上被更多人看見。
不同的真實，都值得被聽見
「這個社會本來就是多元的，本來就會有不同的立場，」高穎超坦言，過去權威式教育下的人們，習慣追求一個標準答案，但在民主自由、平等共融的真實社會裡，往往正反交織、對錯並存，真相不止一種。社會真實就像是多層次摺疊的沉積岩：「可能你挖到的是這一層，我挖到的是另外一層，我們其實都是對的，這些真實都同時存在。」
因此，當有人在言論上表達不同意、困惑或是誤解時，高穎超主張應該給予表達的空間，而不是一味封殺。無論是保守、溫和、自由、激進等各種意識型態觀點的言論，在不傷人、不違法的情況下，都應該獲得言論自由的基本人權保障。
「如果完全不給不同意見發聲與對話的空間，這些不理解，甚至誤解、標籤與刻板印象，在言論市場上被強制噤聲之後，並不會自動消失。相反地，被噤聲與邊緣化的人們常常會採取更極端的舉措。唯有留下空間容納各種聲音，才會有交流與溝通的可能。」
單向的政策宣導往往徒勞，雙向的生命分享才能帶來真正的改變。高穎超舉例，過去（2008–2010 年間）在推動性別平等教育課程與教學的輔導員與領導人培訓時，藉由「燭光夜談」的形式，讓大家圍坐在一起，無論是以什麼樣的性別、家庭角色、伴侶關係的身分，還是作為多元樣貌的女同志、男同志、雙性戀、跨性別等，每個人都有機會開口說故事，輪流敘說自己關於性與性別的生命故事，相互聆聽、對話。
「透過這樣的生命敘事，大家才能真正觸及彼此心裡最柔軟的地方。」高穎超補充，當大家在不同的生命經驗裡看見彼此的共同點，以及文化背景相異的人卻能透過弱勢身分共感彼此的遭遇，才有辦法理解各種行為背後的複雜脈絡。有些加害者、霸凌者，內心可能也經歷過許多的創傷才走向那個狀態；有些階級出身較為弱勢的人，背後存在著無奈的結構性因素。
當每個人都有機會攤開生命故事，真誠對話才有可能發生，性別意識的眼睛才能打開，促成性別平等的動能才可能持續點燃。
別替自己設限，世界比你想的大得多
（圖片來源／高穎超）
（圖片來源／高穎超）
高穎超回頭看自己的成長歷程，他很慶幸自己生活在女性主義興起的年代。從高中老師的關懷與提點，到大學時期遇見吳嘉苓、藍佩嘉、畢恒達等無數位女性主義學者前輩，她／他們的啟蒙與引導，讓他相信，性別研究可以成為一條具體可行的職涯道路。
接住前一代女性主義學者與社運前輩留下的經驗，高穎超希望自己能成為一名「跨國酷兒」，把一路上得到的支持與養分，繼續傳遞給下一代。如今，他已陪伴超過 10 位臺灣同志學生出國留學逐夢，或進入歐美或臺灣的學術職場。即使長年在美國，他仍經常回臺灣巡迴演講、分享自己的經驗和最新研究。「我想去啟發那些比我年輕、懷抱夢想，而且能力與技能可能都比我更好的年輕世代。」
同志議題可以很複雜，牽涉跨國人權、政治與社會運動；它也可以很日常，關乎我們怎麼看待身邊的人，如何理解彼此的處境。如果每個人都願意多一點同理，下一代就能少花一些力氣跨越前人築起的框架。
高穎超說：「我想告訴那些迷惘的小 Gay、小拉、小跨、小酷兒們：勇敢追夢，世界比你想像的大得多！同志身分絕不是生命的枷鎖，只要你疼愛自己，對生命懷抱熱情，敢於跳脫框架而活，同志人生會為你帶來無限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