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登入
- 註冊
從穿裙子到穿上警察制服 鄧克均：希望有天「同志警察」不再需要被特別看待
鄧克均高中畢業後，進入中央警察大學資訊管理學系，通過警察資訊管理人員考試，並於 2014 年獲任命為警正警察官。他從小喜歡男生、玩芭比娃娃，也曾穿旗袍參加學長婚禮。進入紀律嚴格、陽剛文化鮮明的警察體系，他以自己的方式面對性別刻板印象與不友善。從把公開出櫃視為人生使命，到如今期待有一天不必再以「同志警察」成為被研究與採訪的對象。鄧克均的想法很單純：一個人的性別氣質，並不能決定他的能力；而真正的平等，是有一天「我是一個喜歡男生的警察」，也只是一件再平常不過的事。
高中畢業時，鄧克均在一般大學與中央警察大學（後簡稱：警大）之間做選擇。最後讓他走進警大的，不只是職涯考量，也藏著當時尚未完全說清楚的念頭——身為同志，他很早就希望能夠經濟獨立。
「如果我能夠早點經濟獨立，我當然會擁有更多的自由。」鄧克均說。
高中時，一名好友的父親是警察，讓他第一次認真看待警大的選項：不需要負擔學費、每月有零用金，畢業後工作與收入相對穩定。在少年時期的想像裡，警察又是一份幫助別人、維持秩序的工作。種種條件加在一起，讓他最後選擇警大。
進入警校後，迎接他的是近似軍事管理的生活。週一至週五住校，清晨六點多起床集合、做操、打掃、接受訓練，週五晚上才能離校，週日晚間收假。相較一般大學生可以自由安排生活，警校有著截然不同的紀律。
鄧克均適應得不差，只是多年後仍覺得：「我這輩子還是會有一點遺憾，沒有在一般大學念過書。」
然而，比起生活管理，更深刻的課題是：一個從小就知道自己喜歡男生、也帶著陰柔氣質的人，要如何走進一個對「警察應該長什麼樣子」有明確想像的體制？
從小喜歡男生、也玩芭比 家庭給他的不是禁止，而是自我價值
鄧克均在一個相對開放的家庭長大，父母從未因為他的性別氣質阻止他做喜歡的事。
他說，自己可能從幼稚園時就比較喜歡男生，也喜歡一般被認為偏女性的事物，會想穿裙子、喜歡打扮，到玩具店甚至主動告訴媽媽想玩芭比娃娃。父母沒有告訴他「男孩子不能玩這些」，也沒有要求他必須表現成某一種樣子。
因此，即使很早就發現自己與多數男孩不同，他並沒有將這份差異理解為「錯」。
「兒時的家庭教育讓我覺得，喜歡一件東西是很自然的。我跟大家不太一樣，但我並不會覺得自己是不對的。」
然而，社會環境並不如此友善。鄧克均回憶，念國中時，班上帶有陰柔氣質的男同學幾乎都曾被嘲笑，甚至遭到霸凌，就連他的哥哥也會跟著同儕一起嘲弄這些男同學。
因此，他很早便知道環境的危險，從中慢慢摸索出自己的生存之道。當時警校訓練仍帶有強烈的陽剛標準。發口令、唱歌或精神訓練時，說話、動作較陰柔的學生可能被要求表現得更符合男性氣質，甚至被叫到眾人面前示範，成為同學笑聲的來源。
鄧克均對此感到憤怒，卻選擇用另一種方式改變周遭氣氛。他先和同學成為朋友，再主動展現自己陰柔的一面，讓原本可能帶有攻擊性的嘲弄，轉化成朋友間玩笑的互動。
這並不代表歧視不存在。他曾遇過一名長官，因為他的性別氣質，說出「你為什麼不穿裙子來上學」等嘲諷，類似情況甚至持續近一年。
他的方式不是正面衝撞，也不是逃避，而是不讓對方得到期待的反應。「我不會跟他衝突，也不會證明什麼東西給他看，我也不會躲他。」鄧克均認為，自己能夠如此坦然面對，來自家庭給他的自我價值感，以及朋友與家人的支持。「我很幸運，所以我很難因為別人說你是娘娘腔，就好像很受傷。」
警察一定得陽剛嗎？從制服下重新思考性別與能力
真正進入警察體系後，鄧克均更清楚看見「同志」與「警察」之間複雜的歷史關係。
過去同志曾是警察執法、查緝的對象，部分同志對警察則帶有制服想像；另一方面，一些警察因個人生命經驗，對同志抱有負面觀感。這讓兩個群體之間存在著微妙的距離。依據鄧克均的觀察，在警界環境中，像他一樣完全公開出櫃的同志警察仍屬非常少見。
更深層的問題，是警察體制長期將某些外在特質與執法能力綁在一起。鄧克均表示，第一線警察面對具有武力的對象時，確實需要展現外顯的力量，甚至具備足以抗衡、制伏對方的能力；但這並不代表陰柔氣質與執法能力互相排斥。
他與警校中較陰柔的同學，一樣必須通過柔道、體能及各項專業訓練，達到相同的畢業標準，「我不覺得自己會輸給其他（氣質）更陽剛的人。」
問題在於，組織對「警察形象」仍有一套根深柢固的想像。從刺青、耳洞、長髮，到性別氣質，都可能被放進「像不像警察」的框架裡。於是一些同志或較陰柔的男性進入警察體系後，會不自覺地調整自我的表現方式。
從家裡得到不被否定的底氣 「要有一段能給你力量的關係」
從小玩芭比、喜歡裙子，到穿上制服成為警察，鄧克均沒有試圖把其中任何一面刪掉。對他而言，面對體制與偏見最重要的方法，不是要證明自己比誰更強，而是建立足夠穩定的自我認同，並把該做的事情做好。
他回憶，母親第一次問他「你是不是比較喜歡男生」時，他還只是個小學生。
喜歡芭比娃娃、會穿媽媽的衣服，母親早已看見兒子的不同。面對這個突如其來的問題，他只回答：「好像是。」母親沒有追問，也沒有表現出緊張，只是把答案放在心裡。隨著年紀增長，他的性傾向越來越明確，母子之間也不再需要一次正式的「出櫃儀式」。
至於父親，他幾乎直接跳過，相關事情多半由母親代為溝通。並不是父親反對，而是父親對不熟悉的話題向來不多談。「他就是你喜歡什麼，你就去吧。」鄧克均知道，父親不介意他喜歡男生，只是不知道該怎麼談。
多年後回望，他更加明白家庭的接納有多麼重要。在警大的日子，鄧克均遇見過許多來自不同家庭的同志，有些人一旦出櫃，就會遭受責罵、趕出家門，甚至受到暴力攻擊。相較之下，他從家庭得到的安全感，成為日後面對外界惡意的重要底氣。
「核心當中要有一個可以給你能量的關係。」這個人不一定非得是父母。鄧克均認為，如果無法從原生家庭得到支持，也可能是朋友、手足、表兄弟姊妹或生命中其他重要的人。「不要放棄去建立這樣的關係。」當外面的世界帶來風雨，至少知道自己並非孤身一人。
曾把出櫃視為使命 後來明白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安全界線
早年的鄧克均對「公開出櫃」抱有某種使命感。
大學時，他希望自己的存在可以改變周遭環境。當同學發現，一個公開喜歡男生的人依然可以一起上課、聊天、開玩笑，同志似乎也不再是陌生而遙遠的標籤。他和幾名朋友甚至會主動拿同志身分自我調侃，希望讓周遭的人發現：「其實同志也就這樣，沒什麼了不起，跟大家沒有什麼不一樣」。
然而，一次經驗改變了他的想法。有人受到他的鼓舞後回家出櫃，最後卻換來非常糟糕的結果。他才開始重新思考：自己的生命經驗相對幸運，不能因此要求其他人也走同一條路。
尤其對一些父母而言，孩子出櫃的同時，也像是把父母推進另一個「櫃子」。他們可能不知道如何向親友解釋孩子的性傾向，也必須重新面對自己一生建立的家庭與婚姻想像。那未必代表不愛孩子，而是兩個世代的價值觀發生劇烈的碰撞。
因此，現在的鄧克均不再將公開身分和勇敢畫上等號。比「一定要出櫃」更重要的，是找到能夠接住自己的關係。
2022 年，他參與舞臺劇《警察小姐》演出，讓「被看見」這件事出現另一層意義。劇本出自他的警大同學，對方長年懷抱戲劇夢想，並參考鄧克均的原型設計其中一個角色，最初只是邀他讀劇，搬上舞臺後，又邀請他親自演出。
那是鄧克均唯一一次的劇場經驗，卻讓他思考起「象徵」的意義。舞臺上的角色無法完整呈現一個真實的人，人物專訪亦然；在有限的篇幅裡，他可能被濃縮成「公開出櫃的同志警察」。
「我不是一個想要出名的人。」但如果自己的生命經驗注定會成為某種符號，他希望這個符號至少能幫助別人。「如果我剛好因為各種幸運，加上自己的努力，成為一個能見度比較高、公開出櫃的警察，那就算它是一個符號，我也希望可以成為能夠幫助到別人的符號。」
而且隨著警察工作越來越法治化、標準化，各項能力都有更清楚的訓練與考核標準，他認為，真正應該被檢視的應是「能不能完成工作」，而不是一個人夠不夠陽剛。
「如果他都可以達到這些要求，其實你沒有必要在意他的性向。」
從被惡言攻擊到被問「要不要結婚」 法律讓同志走進日常
這十多年來，鄧克均感受到的另一個巨大轉變，來自婚姻平權。
同婚合法以前，他曾聽過大量對同志的攻擊，有人認為同性伴侶不能生育、不能組成家庭，也有人積極反對婚姻平權。即使自己在警察群體裡與同事相處得不錯，他仍感受到無力：「你在真正的權益上還是次等的，好像別人有權力決定要不要給你這個權利。」
2019 年同婚合法後，改變卻比他想像得更快。
「警察是一個很守法的族群。」當法律承認同性婚姻，同事的態度也逐漸轉變。過去可能質疑同志能不能組成家庭的人，開始問他：「你要不要結婚？」有人談男朋友、有人結婚，也有人離婚。原本被視為特殊的生命選擇，慢慢變成和異性戀一樣的日常話題。
他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一次職務互動的過程中，一名與他並不熟悉的女性長官詢問感情狀況。他自然回答自己有男朋友，對方幾乎沒有遲疑，接著問：「那你們有要結婚嗎？」只是很普通的一句話，卻讓他突然意識到：「也許就是這一刻了。」
多年來，他曾透過出櫃、受訪甚至演戲，希望讓同志警察被看見；但真正期待的未來，恰恰是不必再被特別看見。
如果現在有年輕同志想進入警界，他仍不否認體制裡存在不理解甚至不友善的人，但比別人的眼光更重要的，是先確認自己是否認同這份工作、能否找到適合自己的位置。若真的遭遇霸凌，也不要把自己孤立起來，要找到願意站在身邊的人。
而他最大的願望，是有一天再也不需要以「同志警察」成為研究或採訪對象。
「也許我就是一個警察，或我就是一個喜歡男生的人。」當這兩件事都不再需要被特別解釋，也不再是一種抗爭、象徵或標籤，對鄧克均而言，或許才是平等真正進入日常的時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