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暗夜到彩虹：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臺灣 LGBTQ+ 電影

「在我們的王國裡，只有黑夜，沒有白天。天一亮，我們的王國便隱形起來了，因為這是一個極不合法的國度：我們沒有府，沒有憲法，不被承認，不受尊重，我們有的只是一群烏合之眾的國民。」白先勇在《孽子》寫道，當時仍叫「新公園」的「228 和平公園」裡，一群同志的各種生命樣貌。這本書對保守年代的同志來說，像是一束光，文字賦予了族群存在的證據，讓隱匿在暗夜中的身影，不再只是不可言說的祕密。

保守年代，電檢壓抑創作表現空間

翻開臺灣的同志電影史，被視為臺灣首部以男同志為主題的劇情長片，即是改編自白先勇同名小說的《孽子》（1986 年），導演是虞戡平，由孫越、姜厚任、蘇明明、邵昕等人擔綱主演。

虞戡平在接受《報導者》的專訪中提到，他將畫面拍得含蓄，人物角色的安排，也做出不同於原著的改編，以符合當時較為保守的民情。然而，影片在送交電檢處檢查時，依然遭到大幅刪減多處畫面的命運。

虞戡平表示：「龍子後來去找阿青，他們一起走出gay bar『藍天使』，龍子摟著阿青的肩，兩個人罩著外套在雨中走路，那個也要剪。這是現在難以想像的事，我已經儘量拍得保守了，希望情節能發展順利。可是後來幾個像進旅館的關鍵畫面，兩個人才開始有情誼，那一段就全部被剪掉了。」（文章取自：報導者專訪）

《孽子》於 1986 年在臺灣上映，但 1970 年代初期，由牟敦芾導演的《跑道終點》，銀幕上就已經出現「同性戀」一詞。電影描述兩名年輕男孩的友誼，劇中雖然沒有同志情節，但導演安排了一場裸泳畫面，藉此點出他們感情的深厚與親暱。只是，《跑道終點》的故事過於沉重（探討死亡與負罪感），導致影片沒有做商業發行，時隔近五十年，才在 2018 年的「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首度公開放映。

我們把時間再往前推進一些，1963 年由香港邵氏電影公司製作、李翰祥導演、凌波和樂蒂主演的《梁山伯與祝英台》，靠著朗朗上口的黃梅調歌曲、扣人心弦的愛情悲劇，以及凌波與樂蒂的精湛演出，讓這部片在臺灣創下驚人的票房成績（日後在臺灣多次重映），也讓當時在影壇仍未闖出名聲的凌波，一夕之間爆紅。《梁山伯與祝英台》上映兩個月後，凌波來臺宣傳，臺北街頭萬人空巷，只為爭睹凌波風采，讓驚訝的香港媒體稱呼臺北為「瘋人城」。

嚴格說來，《梁山伯與祝英台》並非同志電影，但它提供了性別扮演與情感想像的想像空間：梁山伯在不知道祝英台是女扮男裝的前提下，愛上了祝英台。那麼，梁山伯是同性戀、異性戀還是雙性戀？這讓後來的影迷與創作者，得以從酷兒視角拆解這個經典故事。例如 1994 年由徐克執導的《梁祝》，便出現了梁山伯對自身性傾向感到困惑與焦慮的情節，藉此提出與舊版不同的見解。

臺灣電影走向國際，同志題材逐漸被看見

1987 年，臺灣正式解除自 1949 年以來，實施長達 38 年的戒嚴令，迎來臺灣媒體第一波的百花齊放時期，議題討論也比戒嚴時期要更為廣泛與多元。1991 年，改編自凌煙作品、鄭勝夫導演的《失聲畫眉》，描述在南部歌仔戲班裡的女女戀情，成為臺灣重要的女同志電影之一。

1992 年的金馬國際影展，首度開辦同志專題，讓臺灣影迷得以接觸到世界各國的同志電影。當時的金馬影展仍不如現在成熟，許多在金馬影展播映的外國電影，甚至沒有中文翻譯。我仍記得，同志電影在九○年代仍屬鳳毛麟角，即便許多的同志電影被安排在午夜場時段播映，影迷仍趨之若鶩，爭搶票券，形成開演前，戲院門口擠滿了等看電影的人潮，開演後，面對沒有中文字幕翻譯的作品，導致觀眾不是半途離場，就是乾脆睡在戲院中的奇妙景象。

同一時期，解嚴後的臺灣電影，開始在世界各大影展嶄露頭角。事實上，臺灣新電影浪潮早在 1982 年的《光陰的故事》，便以貼近社會議題，有別於過往純粹娛樂電影走向的拍攝理念而受到矚目。解嚴後，臺灣積極參與海外影展，拓寬能見度，其中，侯孝賢執導的《悲情城市》（1989 年），在威尼斯影展順利奪下金獅獎，這是臺灣電影首度在歐洲三大影展拿下最高榮耀。

《悲情城市》以 228 事件、白色恐怖等敏感的歷史創傷作為題材，它的獲獎，不但讓臺灣歷史得以進入國際影壇的視野，來自海外大型影展的肯定，也帶動《悲情城市》的票房成績。《悲情城市》的成功，讓產業看見國際影展對國片聲譽與市場宣傳的價值，海外影展獎項逐漸成為臺灣電影回臺上映時的重要宣傳元素。

1993 年，李安導演的《囍宴》，敘述在美國工作的偉同與同性戀人賽門已經同居多年，偉同並未向家人出櫃，為了應付遠在臺灣的父母催婚，設計一場假婚禮，沒想到父母親不但親自飛到美國參加婚禮，還把喜宴搞得盛大且隆重……

《囍宴》是李安導演的第二部劇情長片，新鮮的題材、幽默逗趣的情節，再加上對西方觀眾來說，帶有點異國風情的中式婚禮，都讓這部片在柏林影展首映後，即刻獲得一致好評的口碑，最終不但拿下柏林影展的金熊獎（臺灣電影首度且至今唯一一部在柏林影展獲得金熊獎的作品），也成為首部入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臺灣電影。

除了在國際影展獲得肯定，《囍宴》在臺灣創下約 1.2 億新台幣票房，全球票房突破 3,200 萬美元，以不到百萬美元的製作成本取得驚人的商業回報，證明同性戀題材也能進入全球主流電影市場，並且受到觀眾的歡迎。

當然，我們無法粗略地將《囍宴》視為臺灣同志電影興起的主要原因，但本片的成功，確實為日後的《河流》、《十七歲的天空》、《盛夏光年》等同志與性別題材電影，提供了重要的文化示範，讓同性戀議題逐漸從邊緣文化進入臺灣電影的主流領域。

從《美麗少年》到《藍色大門》的青春性向摸索

若說《囍宴》讓同志題材進入商業電影市場，那麼陳俊志導演則透過多部紀錄片，讓觀眾看見真實的同志生命故事。1999 年的《美麗少年》，記錄三名青少年男同志的生命經驗，以青春、情感與生命活力取代單純的悲情敘事，成為臺灣同志紀錄片的重要作品。影片後來在院線上映，創下票房佳績，打破「紀錄片沒有市場」的既定印象。 此後，陳俊志陸續完成了《幸福備忘錄》與《無偶之家，往事之城》，被視為是「同志三部曲」，從婚姻、家庭、愛情、老年與記憶等不同角度，記錄臺灣同志的多重面向。

「三年五年以後，甚至更久更久以後，我們會變成什麼樣的大人呢？是體育老師、還是我媽？

雖然我閉著眼睛，也看不見自己，但是我卻可以看見你。」──《藍色大門》

時間來到 2002 年，易智言導演的《藍色大門》，陳柏霖飾演的張士豪喜歡上桂綸鎂飾演的孟克柔，而孟克柔暗戀的，卻是她的閨蜜林月珍；偏偏林月珍喜歡的人，又是張士豪。《藍色大門》搬演著典型的「你愛我、我愛他」校園愛情劇，卻因為多了同性愛情元素，讓影片的文本擁有豐富的解讀空間。

《藍色大門》沒有教條式的呼籲，而是把性向與愛情的疑惑放進青春成長的過程，讓觀眾跟著劇中人物，共同經歷那一段尚未有答案的年輕時光。

儘管沒有大牌演員參與演出（《藍色大門》是桂綸鎂和陳柏霖的首部作品），但靠著演員的銀幕魅力與討喜的情節，電影在上映後，口碑快速增溫，幫助電影創下優異票房，也一舉捧紅了桂綸鎂和陳柏霖，打開他們的演藝之路。

從被看見，到可以自在地生活

2003 年，公視決定將《孽子》搬上小螢幕，時空背景與 1986 年電影版《孽子》已經大不相同，同志議題在過去二十年間，透過許多團體的不斷發聲，讓同志議題受到更為廣泛的討論。

然而，電視劇在播出前，針對「劇中同志情慾畫面是否適合在晚間八點的普級時段播出」，一度引發刪減爭議。公視曾考慮播出刪減版，經過審慎考慮，最終仍決議「一版到底」，完整呈現作品。（資料補充：公視決議「孽子」一版到底）

從 1986 年到 2003 年，《孽子》兩度改編的歷程，某種程度上也反映出臺灣社會對於同志議題觀點的改變：電影版畫面遭到大幅刪減，電視版不但劇情更貼近原著小說，同性情慾畫面也被保留下來，說明臺灣的社會民情與觀念的變化。

而從《囍宴》、蔡明亮的《河流》（觸及父子亂倫情節）、《藍色大門》到《孽子》電影與電視劇，同志題材在 1990 年代至 2000 年代初，逐漸成為臺灣影視創作的重要類型與文化現象。

例如 2004 年的《十七歲的天空》，不把「同志」當成需要解決的問題，而是一部輕鬆的青春愛情喜劇。片中的男同志可以談戀愛、吃醋、失戀、追求幸福，也可以只是單純地當一個青少年。或許，《十七歲的天空》所代表的意義，是臺灣的同志影視作品，正逐漸從「爭取被看見」走向「可以自在生活」的轉折。

同年，周美玲導演的《豔光四射歌舞團》，將扮裝皇后的故事帶進臺灣電影，引領觀眾認識不同族群的生活。而在這部作品之後，周美玲也持續在作品中演繹多種同志故事，包括獲得柏林影展泰迪熊獎（泰迪熊獎是柏林國際影展的 LGBTQ／酷兒電影獎項）的《刺青》（2007）、描寫女同志、跨性別者與邊緣女性的情感與生存處境的《漂浪青春》（2008）等作品。

當同志愛情遇上婚姻與家庭

「一覺醒來，明天的台灣就會不同了。」──《女朋友。男朋友》

2012 年，楊雅喆導演的《女朋友。男朋友》，將觀眾帶回到臺灣民主運動興起的年代，跨越青春與成年階段，書寫愛情、性向與時代變遷如何彼此交織出複雜的人際關係圖。《女朋友。男朋友》獲得第 49 屆金馬獎的七項提名肯定，其中，桂綸鎂的精湛演出，讓她拿下金馬獎最佳女主角獎殊榮。

此外，徐譽庭、許智彥導演的《誰先愛上他的》（2018 年），以「被同志丈夫拋棄的妻子」作為主述人物。三蓮的丈夫宋正遠生了重病後，決定做回自己，接受自己的同志身分，離開三蓮，跟同性戀人裕傑一起生活。正遠過世後，遺產全數留給裕傑，心有不甘的三蓮，帶著兒子來討公道，引發一連串的爭執與衝突。

《誰先愛上他的》最讓人感到心疼的部分，不是同志愛情的不被承認與接受，而是三蓮在面對心理醫生時，難過地問：「醫生，我想問一個問題。我和他（丈夫）之間，全部都是假的嗎？沒有一點愛嗎？」影片選擇從妻子角色切入故事，除了展現社會對於同性愛情的壓迫，也看受制於傳統觀念的婚姻，為女性帶來的傷害。

2019 年，臺灣通過《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施行法》，同性伴侶得依法辦理結婚登記，同婚自同年 5 月 24 日起正式生效。這項法律變革，讓同性伴侶在婚姻與家庭關係上獲得了過去所沒有的法律保障。

法律的改變是否意味著過去電影裡所描繪的困境已經被克服？鄭有傑導演的《親愛的房客》（2020 年）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考角度。影片設定在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前，立維和健一是相處多年的同性伴侶；立維因山難過世，留下重病的母親與年幼的兒子悠宇。為能照顧立維家人，健一長年陪伴這個家庭，卻只能以「房客」的身分存在，缺乏法律上相應的身分與保障。

《親愛的房客》是一個關於失去、照護（長照）與家庭的故事，影片向觀眾提問：怎樣才算是一家人？是血緣、婚姻與法律所確認的身分，還是長年陪伴者所付出的照顧與愛？若說《誰先愛上他的》問的是「同志的愛，能不能被理解」，《親愛的房客》則把問題再往前推了一步：「當愛已經組成家庭，法律與社會是否願意承認它的存在？」

從無法言說的愛情到跨越生死的和解與接納

同樣於 2020 年推出的《刻在你心底的名字》，上映後取得了 1 億新台幣的優異票房成績。影片主要從 1987 年臺灣即將解嚴的時代背景出發，當時同性愛情仍受到壓抑而難以說出口。兩名年輕學生在校園裡相遇、相愛，卻在宗教、校規與社會價值的層層束縛下，刻意隱瞞對彼此的感情，導致愛情無疾而終。

影片尾聲，青春愛情早已結束多年，柳廣輝導演卻讓已經變成中年人的兩名主角再次於街頭相遇，時空背景已經改變，年輕時期的遺憾，有沒有可能在多年後被圓滿，找到不同的可能性？

到了 2023 年，程偉豪導演的《關於我和鬼變成家人的那件事》，將冥婚、警匪、靈異與喜劇元素，全數巧妙地揉合一起。電影敘述恐同警察吳明翰，陰錯陽差與已故的男同志毛邦羽成為「夫妻」。一個活著，一個死去；一個排斥同志，一個卻成了他的「老公」。原本毫無交集的一人一鬼，在荒謬的相處過程中，逐漸認識對方的世界。

《關於我和鬼變成家人的那件事》透過「男男冥婚」設定，帶出毛邦羽生前與父親的緊張關係，即便人已死去，仍要面對「出櫃」與「家庭」的衝突。毛邦羽生前沒能得到父親的理解，卻直到死後，才正視他與父親間難解的心結。

恐同可以學著理解同志、同志懂得體諒長輩、家人願意接納孩子的不同性取向，《關於我和鬼變成家人的那件事》用喜劇講一個美好的願景，影片在臺灣創下了驚人的 3.6 億新台幣票房，不但是臺灣同志題材電影票房的重要里程碑，精彩的劇本也受到泰國影視圈的青睞，翻拍成泰國版《冥婚鬧泰大》，也是臺灣 LGBTQ+ 題材商業電影被泰國主流電影產業正式取得版權改編的案例。

當同志不再被另眼相待，而是故事中的普通人

電影不只是反映社會，有時候，也替社會預先設想了某些還不存在的可能性。從《孽子》裡只能在黑夜裡出沒的同志，到《囍宴》裡不敢向父母介紹的真愛，再到《關於我和鬼變成家人的那件事》，得以將恐同、同婚、出櫃等議題全部混在一起討論，卻不會流於悲情。 同志電影發展至今，也許我們內心期待的，是有一天不再需要特別稱呼它為「同志電影」。因為一個人愛誰、和誰組成家庭、如何度過自己的一生，本來就只是人生故事的一部分。

而當我們回望臺灣的同志電影史時，最值得記住的，不是這些作品得了多少獎項、創下幾個億的票房成績，而是它們一步一步，把那些曾經不被述說的人與事，帶離黑夜，走進我們日常熟悉的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