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這個職業表面看似光鮮亮麗，實際上卻充滿了沉重的壓力。曾為多名重大矚目刑案被告辯護的黃致豪，因替這些看似罪證確鑿的嫌疑人辯護而被稱為「魔鬼代言人」。許多人難以理解他的選擇，但對黃致豪而言，這其中蘊含的是理念與道德良知間的掙扎。
黃致豪在過往的經驗以及各類國際法庭案例的啟發下，創作了司法小說《有罪推定》，透過六個生動案例，深入探討司法公正與人性衝突，並看見不完美世界中人性價值的重要存在。
從《洛城法網》開始的一份律師夢想
「無罪推定」是一項在國際上公認的刑事訴訟基本原則，也是法律學院入門課程中的重要概念之一。該原則強調被告在未經證明有罪之前，應被視為無辜，這旨在保障審判過程中的公正與公平。
對黃致豪來說，這是他一貫秉持的法學信念。談及自己與法律的淵源，他笑著回憶：「小時候有一部美國影集叫《洛城法網》，劇情相當引人入勝，讓我從那時起就萌生了當律師的想法。」
《洛城法網》不同於其他光鮮亮麗的法律影集，它的故事情節充滿人性的掙扎、苦澀與反思，這深深吸引了黃致豪。在求學過程中，他也逐漸發現自己在語言與邏輯方面有一定的優勢，而五專期間他參加了辯論社團，這段與他人辯論的經歷，進一步鞏固了他立志成為法律人的決心。
因家人的不理解 最終獨自成長成為一名律師
黃致豪的律師夢一直未獲得家人的支持，尤其是他的父親，對律師這一職業的風險和道德責任心存疑慮，認為並非理想之選。他回憶道：「可能是因為我父親從商，再加上我是家中獨子，他希望我選擇一份更穩定、不具道德爭議的職業。因此，成長過程中家人的支持是我最缺乏的。」
如同天下父母對孩子未來的憂心，黃致豪的父親對他的志向充滿顧慮，不僅擔心律師職業所處的複雜環境，還對律師可能為犯罪者辯護的道德風險感到不安。這些擔憂雖源於父母的關愛，卻對當時的黃致豪帶來了沉重的壓力。這份壓力讓他在年少時期面臨兩難的抉擇，也在不斷的內心掙扎中學會了承受和調適，逐步應對眼前的挑戰。
黃致豪早在就讀五專時便考上了臺灣數個大學的法律系插班資格，但因父親反對，最終在兵役結束時，他與家人商量下選擇出國，進入美國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心理系就讀。
來到美國，對黃致豪來說是個解放又奇特的人生階段，他對此笑著說：「我想那段人生，若比較起來，是我永遠都不想放棄的一段經歷。」那時的他，得刻苦節儉過日，同時在學業上又勤勉不懈，他回憶起當時課堂上的學術訓練，直言道：「任何你想做的研究，只要你想做，他們都會給予你極大的自由度。」也因此在這心理學的學術殿堂中，很大一部分的影響了黃致豪在未來於律師這一身分、職位上看待刑事的角度。
從紐約大學畢業後，黃致豪依然堅持著律師夢，暗中申請了芝加哥一所知名的法學院，並成功錄取。為了不再激化與家人的矛盾，他選擇以「延畢」為藉口，向家人隱瞞自己已經進入法學院就讀的事實。然而，紙終究包不住火。某學期的成績單寄回臺灣時，家人因好奇成績單的內容，請了熟稔英文的鄰居幫忙翻譯，才驚訝地發現真相。
這次意外的揭露引發了家中的激烈對話，家人甚至以父親的健康出現狀況為由，勸說黃致豪回臺。因此黃致豪並未完成美國法學院的課程，回臺搬離家，開始在補教業教英語，以此自立謀生。這份工作讓他經濟獨立，無需再依賴家庭支持。最終，黃致豪成功考取東吳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班，正式踏上了法律專業的道路，朝著成為法律人邁進。
高壓高工時的困境 當司法成為生產流水線時
近來黃致豪書寫出版了一本《有罪推定》的司法小說，內容不僅是結合過去自身經驗外，還涉及了許多國內外的相關案件。他以此為底，虛構出黃粱這一名律師角色，透過六個故事闡述了他對臺灣司法現況的感受。
不過多數人對黃致豪的深刻印象，往往來自他曾為鄭捷、王景玉、陳伯謙等九位重大刑案被告辯護的經歷，也因而他被網民戲稱為「惡魔辯護人」。這些被告均涉入社會矚目的刑事案件，使得一般人難以理解為何黃致豪會選擇為他們辯護，甚至連許多司法界人士及他的家人也都難以接受。有人或許認為黃致豪沒有良善的道德標準，但黃致豪自己卻坦言，這些案件都曾有讓他經歷煎熬的心理時刻，自己並非毫無感受，這過程中實際上是充滿著無力與不適的情緒，並總是為他帶來深重的疲憊感。
試想，當你翻開報紙或打開電視，看到新聞報導一起刑事案件時，內心是否會湧起憤怒、不平的情緒？黃致豪坦言自己也是一個普通人，也會對於這些案件感到憤慨，不過他卻也進一步表示：「法律中的『無罪推定』原則，在某種程度上違反了人性。」這原則正是要挑戰這種本能反應，引導我們從主觀情緒中抽離，使審判過程更趨於客觀公正。
回憶起第一次接下頗具爭議的刑事案件前，那時，黃致豪還在律師訓練所任教，當下正值鄭捷事件剛發生不久，一位學生在課堂上挑戰他：「老師，你說得頭頭是道，仁義道德都有，但要是這類案件沒人願意接，輪到你了，你會接嗎？」黃致豪稍作沉思，回應道：「讓我想一下，如果真的來找我，我的基本原則是不推辭。」
根據《律師法》第一條：「律師以保障人權、實現社會正義及促進民主法治為使命。律師應基於前項使命，本於自律自治之精神，誠正信實執行職務，維護社會公義及改善法律制度。」對黃致豪而言，接不接某個案件並不取決於個人好惡，反而是律師的職責要求他必須以恰當的態度來應對案件，這也是他在法學訓練中對自身的基本要求。
臺灣的司法審判長期面臨案件量過多、人力短缺的問題，許多法官和檢察官在處理案件時，往往受到時效壓力的驅使，必須快速消化大量案件，這也使得司法品質參差不齊，逐漸惡化司法環境。對於這樣的現象，黃致豪有著深切的無奈：「我們或許認為司法是超然公正的，然而法官、檢察官以及律師們，其實也只是普通人。他們也會接觸新聞媒體、瀏覽網路，也有自己的生活需求。然而在這樣的司法體系中，加班早已成為日常，長期下來的高壓環境真的能讓他們在審判時保持冷靜客觀、追求高標準的品質嗎？」
他直言，這就是像是一座冷冰冰的工廠，法官、檢察官與律師在這當中成了加工產線的一員，線性且單調的輸出一個又一個案件判決，所有人的耐心已然所剩無幾，這著實不是一個很好的現象。
只需悲慘的一天，從中看見人性掙扎與悲劇成因
或許不同於其他律師，黃致豪看待司法案件的方式不僅限於法律角度，由於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他習慣透過書寫、瑜伽與品酒等方式，並結合運用過往於心理學中學到的內容，為自己的壓力找到宣洩的管道，而他也藉此看見了司法界中高壓力的困境問題，在看待每個案件時，基於過往心理學的專業背景，總是希望能從案件背後，找到造成這些悲劇發生的成因。
黃致豪笑著說：「法律應該是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但在臺灣，往往是理論歸理論，實踐歸實踐。」正因如此，當他試圖運用心理學探索案件當事人背後的動機與心理狀態時，法庭中的其他人時常感到不解，認為這些探究既耗時，又與判案無直接關係，對結案效率沒有幫助。
這種思考方式在社會上也屢屢受限。對多數人而言，犯罪案件帶來的恐懼，使得他們更傾向於直接判定罪責，而不願深入理解行為背後的複雜成因。黃致豪深知，這份恐懼與偏見根深蒂固，但他依然堅信，真正的司法公正應超越表面的對錯，進一步探索人性與社會結構的相互作用。
「即便社會最終選擇走向嚴刑峻法的道路，我也無異議，只是希望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能多些耐心與理性，試著去理解每一個案件背後的社會問題或困境。」
黃致豪特別分享了他喜愛的一本書，由艾倫・摩爾（Alan Moore）創作的DC漫畫小說《The Killing Joke》。書中講述角色小丑（Joker）的故事起源，其中一句話讓他深受觸動：「只要碰上悲慘的一天，一個再理性的人也可能變得瘋狂。要從正常的世界滑落到我現在的境地，並不難，僅僅只需要一個悲慘的一天。」
或許正視這份感觸，成了黃致豪創作《有罪推定》的靈感來源之一。在書中，他塑造了主角律師黃梁等角色，透過角色在各個案件中的掙扎與心境變化，帶領讀者看見他對司法與人性的思索。黃致豪認為，自己過往經手的每個案件，對他而言都像一條小支流，最終匯聚成推動他人生的大河，並帶來深遠的改變。這些案件不僅是職業的挑戰，更是他對人性、社會與正義的深層反思，使他堅定在法律的世界裡，持續探索公平與人性之間的平衡。
有缺陷的世界才是真實，帶著懷疑因而看見人性
「完美的世界是虛偽的，有缺陷的世界才是真實的。」在採訪的最後，黃致豪淡然地說出這段話。
回顧自己的成長經歷，並談到《有罪推定》中的主角黃梁時，黃致豪感慨道：「凡是不能殺死我們的，終將使我們更強大。我與黃梁之間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當我們尋找自己時，並不真正了解自己的樣貌。』就像黃梁在第一個案件中，無法理解自己為何會為一個社會認為應該被淘汰的人流下眼淚。」
無論是黃粱這一角色在案件中的一再無奈，抑或是黃致豪希冀透過不同的學說角度來重新審視法律中的「人」，這或許也反應了，在司法的現實裡，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帶著瑕疵的世界，當中有掙扎、掙脫，也有無可避免的灰色地帶。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更需要回到人性本質，去理解每一個案件背後的人與故事，而不是成為一位機械、冰冷的法匠，在生產線上產出一個又一個的單調判決，這對於社會與人類的困境並沒有任何幫助。
黃致豪對此笑著說：「我想要成為律師，首先人格特質上或許多少有些反社會性的特殊人格。」他表示，自己一直以來總是會帶著「懷疑」的角度去看待這一切的人事物。透過懷疑自己，懷疑他人以及懷疑案件本身，藉由挖掘、查證與瞭解，因而證成對這個世界的認識。在面對社會「有罪推定」的常態現象，他透過質疑，以及書寫，盼提醒人們重新思考正義和偏見間的界限。
在希臘神話中，薛西弗斯不斷地推動巨石，看似永無止盡，過程中滿了挫折與無力感，這對黃致豪，甚至是小說中的黃粱也好，猶如在從事法律過程中，不確定性的無可奈何，但卻也成為了他們成長與看見現實殘酷的契機，因而對生命價值有了不同層次的理解。透過這一些故事與案例，黃致豪期許人們能有機會重新審視我們的法律體系，並從一個更包容與人性化的角度看待每一個司法案件。
因為不完美的世界，反而有著更多值得珍惜的真實與深度。
